中国佛教人物(上册)
吕征等著
安世高，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他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当轮到即位的时候，他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他精研阿毗昙，修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于汉桓帝建和初年（１４７），辗转来到中国洛阳，不久即通晓华语。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一些信徒。他们虽主要奉行祭祀，祈求福德，但也有切实修行的要求。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译事大概到灵帝建宁中（１７０年左右）为止。随后，他游历了江南的豫章、浔阳、会稽等地，后来各地就流传有关于他的神奇故事。他晚年的踪迹不详，在华活动前后约三十年。
安世高译出的书，因为当时没有记载，确实部数已不可考。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列举所见过的安世高译本，才加著录，共有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二十二部、二十六卷。其中，《七处三观经》大概在道安（３１２—３８５）以后就成为两卷本，而误收《积骨经》和杂经四十四篇于内，未加区别；现经今人考订，特将那两种分列出来。另外，从翻译用语等对勘，《五阴譬喻经》、《转法轮经》、《法受尘经》、《禅行法想经》四部是否世高所译，尚有问题。又《四谛经》一种，道安也说它好像是世高所撰，但现勘是译本。
安世高的翻译，有时用口述解释，由他人执笔成书。这属于讲义体裁，在道安目录里著录了《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便是这一类。此书在别的经录也称为《安侯口解》。这因世高原来是王族出身，西域来华的人都叫他安侯，所以经录家就沿用了。还有魏吴时代（２２０—２８０）失译本单卷《杂阿含经》，共收二十七卷，《七处三观经》、《积骨经》也在其内，译文和世高余译很接近，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就说它像是世高所译，但未见旧录记载，还不能确定。
此外，道安目录所载安世高的译本现已失传的，一共十三部十三卷。其中《十四意》和《九十八结》，道安都说像是世高的撰述。又《小安般经》一种，《开元录》说它就是现存本《大安般守意经》除去注解所余的部分。
关于安世高的翻译，历来各种经录的记载互有出入。到了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漫无简别地罗列名目达到一百七十六种之多。其中好些没有确实出处，只推测是世高在河西和江南旅途中随顺因缘从大部译出。后来《开元录》加以删除，还剩九十五部，而缺本几乎占一半，是非辨别，自然很难说。现在仍以道安目录所记载的为最可信。
安世高的汉译佛典，可算是一种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内容说，他很纯粹地译述出他所专精的一切。譬如，译籍的范围始终不出声闻乘，而又有目的地从大部《阿含经》中选择一些经典，且都是和止观法门有联系的。至于译文形式，因为安世高通晓华语，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传达出来，所以僧祐称赞它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总的说来，究竟便于直译。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覆、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如‘受’译为‘痛’，‘正命’译为‘直业治’等）。因此道安说世高的翻译力求保存原来面目，不喜修饰，骤然看到还有难了解的地方。
从安世高的译籍见到的学说思想，完全是属于部派佛教上座系统的。他重点地译传了定慧两方面的学说，联系到实际便是止观法门。定学即禅法，慧学即数法（这是从阿毗昙的增一分别法门得名），所以道安说世高擅长于阐明禅、数，而他所译的也是对于禅、数最为完备。
关于禅法，安世高是依禅师僧伽罗刹的传承，用四念住贯穿五门（即五停心）而修习。他从僧伽罗刹大本《修行道地经》抄译三十七章，著重在身念住，破除人我执。念息一门另译大小《安般经》，其中说十六特胜也和四念住相联系。所以从这些上见到世高所传禅法是如何地符合上座部佛教系统（特别是化地一派）用念住统摄道支的精神。念息法门因为和当时道家‘食气’、‘导引’、‘守一’等说法有些类似，传习比较普遍，学人著名的就有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等。东吴康僧会从陈慧受学，帮助他注解了《安般经》。僧会更依他的心得，在所集《六度经》的禅度里，对止观有要目式的叙述。其后，晋代道安见到了僧伽罗刹《修行道地经》的全译本（竺法护译），又从大部《阿含经》的翻译上理会声闻乘实践的体系，因而对于安世高所译禅法和有关各书了解得更为深刻。他注解了这些译本，并各各做了序文，现在知道的有《大道地经注》等七种。
关于数法，安世高谨守毗昙家的规模，用《增一》、《集异门》等标准，选译了《五法经》、《七法经》、《十二因缘经》、《十四意经》、《阿毗昙五法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等经论。并在译文里带著解释，所以道安说《十四意经》、《九十八结经》好像是撰述。当时严佛调受到启发，就‘沙弥十慧’引经解说，作成章句。跟著康僧会辑《六度集经》，也有这样用意。后来道安得著新译《毗昙》的帮助，对安世高在数法方面翻译的业绩，认识更清楚，因而注释了《九十八结经》，以为是毗昙要义所在。他还模仿《十慧章句》等，从各经中抄集十法，加以解说，成为《十法句义经》。由此可见安世高译传的部派佛教学说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影响，而到后世还是得到发展的。（吕 澄）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后汉桓帝末年（西元１６７年顷）从月支来到洛阳的译师。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１７８—１８９），比安世高稍迟，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不知所终。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１．《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１７９年译）。２．《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３．《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１８５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１．《阿阇世王经》二卷，２．《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３．《问署经》一卷，４．《兜沙经》一卷，５．《阿
（音同触ㄔㄨˋ）佛国经》一卷，６．《内藏百宝经》二卷，７．《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８．《胡般泥洹经》一卷，９．《孛本经》二卷。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闪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覆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音同触ㄔㄨˋ）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阇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吕 澄）
支谦名越，号恭明。他的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在那里他得到从事翻译的机会，从吴黄武元年到建兴中约三十年间（２２３—２５２）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本如《道行》、《首楞严》等，著意加以重译。同时他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只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主孙权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过隐居生活，年六十岁卒于山中。
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晋道安的经录里就著录了三十部，梁僧祐又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旁搜杂录增广到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别生或传抄的异本，不足为据。现经考订出于支谦翻译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１、《阿弥陀经》（又称《无量寿经》）二卷，２、《须赖经》一卷，３、《维摩诘经》二卷，４、《私诃末经》一卷，５、《差摩羯经》一卷，６、《月明童子经》一卷，７、《龙施女经》一卷，８、《七女经》一卷，９、《了本生死经》一卷，１０、《大明度无极经》四卷，１１、《慧印三昧经》一卷，１２、《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１３、《菩萨本业经》一卷，１４、《释摩男经》一卷，１５、《赖吒和罗经》一卷，１６、《梵摩渝经》一卷，１７、《斋经》一卷，１８、《大般泥洹经》二卷，１９、《义足经》二卷，２０、《法句经》二卷，２１、《佛医经》一卷，２２、《四愿经》一卷，２３、《阿难四事经》一卷，２４、《八师经》一卷，２５、《孛经钞》一卷，２６、《瑞应本起经》二卷，２７、《菩萨本缘经》四卷，２８、《老女人经》一卷，２９、《撰集百缘经》七卷。
在这些佛经里《了本生死经》，据道安的《经注序》说，原来是汉末译出，支谦加以注解或修改，道安的经录便又将它列在支谦译本之内。黄武三年（２２５）支谦曾请竺将炎译出维只难传来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后来又请他根据中本（七百倡本）加以补订，其间自然也有支谦参加的意见，所以可说是支谦和竺将炎的共同译本。其次《佛医经》，情况也相同。另外，《历代三宝记》载有支谦所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并加注说：‘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别录大概泛指另外一种记录，决不会是刘宋时代的《别录》，因为僧祐著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过《别录》，并将其中所载的支谦译本都收在《记集》里，却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四十二章》。所以支谦是否重译过《四十二章经》尚有问题。最后，《菩萨本缘经》（始见于《历代三宝记》）和《撰集百缘经》（始见于《大唐内典录》），虽然原始的记录出处不明，但从译文体裁上看无妨视为支谦所译。
支谦除翻译外，还作了合译和译注的功夫。他曾将所译有关大乘佛教陀罗尼门修行的要籍《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怯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现已不存）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断句，上下排列，首创了会译的体裁（后来支敏度的合《维摩》、《首楞严》，道安的合《放光》、《光赞》，都取法于此）。支谦自译的经也偶而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支谦又深谙音律，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他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传了。后来连《共议》一章梵呗也绝响了，现在只能想像那三契或者即是《无量寿经》里法藏比丘赞佛的一段和《瑞应本起经》里天乐般遮之歌及梵天劝请的两段而已。他这一创作对赞呗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影响。被称为始制梵呗的陈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的启发而有《瑞应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构，成为学者之所宗。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深知翻译甘苦的人，像后来的支敏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给予他的翻译文体的评语是：‘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的明了原文本意，译文就难恰到好处。看他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般若‘冥末解悬’的宗旨是比支谶《道行》更能阐发的。他用‘得法意而为证’等译语，虽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说法，但般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的基本精神，他已经掌握到了（因此，他的自注说‘由言证己，当还本无’。本无即指的实相）。他翻译的《维摩诘经》，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后来罗什门下虽对他的翻译还嫌有‘理滞于文’的不足处（见僧肇的经序），可是仔细将罗什重译的《维摩经》相对照，不少地方都采用谦译，述而不改，足见支谦译风已远为罗什的先驱。不过，在拘泥形式的学人看到支谦尽量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各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程度，以至有时连应存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后来道安就说他是‘斲凿之巧者’，又以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从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的趋势；支谦开风气之先，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 澄）
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颖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时当嘉年中（２４０—２５３）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为比丘，与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此经。但《道行》的传译者理解不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捍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点竟译得不彻底，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２６０），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三年（２８２）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２９１）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士行本人终生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故。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第一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为法热忱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像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著《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
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翻译年代，又有些译家像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法。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伪造了这部经录。现在对它的鉴别还是很重要的。（吕 澄）
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２６６—３０８），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２７４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楏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祐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吕 澄）
竺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氏（以姓氏论，应是龟兹人）。九岁在乌苌国出家，清真务学，两度到罽宾学法。西域人都称他已经得道。晋怀帝永嘉四年（３１０）来到洛阳，时年已七十九。他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他知见超群、学识渊博并热忱讲导，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调、须菩提等不远数万里足涉流沙来从他受学。此土名德如释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来听他讲说。《高僧传》说他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及一万。教学盛况可见。
他又重视戒学，平生‘酒不踰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并以此教授徒众；对于古来相传的戒律，亦复多所考校。如道安《比丘大戒序》说：‘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之译人考校者□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但《僧传》中叙述他的神通事迹颇多，说他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彻见千里外事，又能预知吉凶，兼善医术，能治痼疾应时瘳损，为人所崇拜。他的义学和戒行反为神异事迹所掩。
他到了洛阳之后，本想在洛阳建立寺院，适值刘曜攻陷洛阳，地方扰乱，因而潜居草野。永嘉六年（３１２）二月石勒屯兵葛陂，准备南攻建业。这时佛图澄因石勒大将郭黑略的关系，会见了石勒。澄劝他少行杀戮。当时将被杀戮的，十有八九经澄的劝解而获免。澄对于石勒多所辅导，石勒既称帝，事澄甚笃，有事必咨而后行。石勒卒，石虎废其子石弘而自立称天王，对澄更加敬奉。朝会之日，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又敕司空李农每日前往问候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往朝谒。后赵建武十四年（３４８）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年一百一十七岁。
佛图澄既在赵推行道化，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凡八百九十三所。其教诲甚诚笃。石虎的尚书张离、张良家富奉佛，各起大塔。佛图澄斥其贪吝积聚，方受现世之罪，何福可希问石虎曰：‘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由此可知他的教导注重在励行慈济，当时群众由于他的影响奉化，竞造寺宇，相率出家。但其中品类杂滥，生出了许多事故，石虎也认为‘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而下书嘱中书命‘简议真伪’。可见当时佛教虽畅行，杂乱情形也自此而盛。
佛图澄的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佛图澄的学说，史无所传，但从他的弟子如释道安、竺法汰等的理论造诣来推测佛图澄的学德，一定是很高超的。其弟子释道安博学多才，通经明理，最为杰出。其所注经理渊富，妙尽深旨。经义克明，自安而始。《高僧传》说：道安初到邺地，入中寺遇佛图澄，澄一见安便加以赏识，相语终日。众人见安形貌不称，全都轻怪。澄告众说：此人远识，非尔等可比。安因事澄为师。澄讲学时，安每复讲。众人纷纷提出疑难，道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四座都震惊。于此显示澄对道安授以心传和教学的善巧。致使道安所证的经义和后来罗什译出的经旨符合，因而使佛法大显于中土（《魏书·释老志》）。《高僧传》卷八《义解论》说：‘释道安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炳盛；使夫慧日余辉，重光千载之下，香吐遗芬，再馥阎浮之地，涌泉犹注，实赖伊人。’又《水经注》称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苻坚、慕容德、姚兴对于朗公皆很尊敬。苻坚时沙汰众僧，特别诏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到唐时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尚叙僧朗居泰山金舆谷许多事迹。可见僧朗是受到群众尊重的。竺法雅妙达精理，研测幽微。与康法朗创立格义。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比丘尼安令首是石赵时兵部令徐冲的女儿，从佛图澄和净检尼受戒。博览群籍，思致渊深。她曾造五寺，从她出家的有二百余人。这些人既然都是一代英杰，则其师的学问就可知了。（周叔迦）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３１２），卒于孝武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没有怨色。几年之后，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据《高僧传》卷五的记载，道安在佛图澄死后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说，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石虎即皇帝位（３３５），内部变乱，道安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泽（今临汾县境）去住。□泽地方很偏僻，可以暂避兵燹之祸，因此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后冒险远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
道安在□泽住了不久，又和同学法汰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与僧光等相叙。僧光对于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道安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说：‘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这说明僧光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就不以为然，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远识’，也可从而想见道安的气概和风度。
《高僧传》说，石虎死后（东晋穆帝永和五年，３４９），石遵在位的时候，曾经派中使请道安返邺住华林园，并广修房舍，但为时一定不会很久，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道安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这时，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因此‘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慧远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后来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
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隽的混战也已经结束，慕容隽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战乱不息，元气未复，《高僧传》说‘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道安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当慕容隽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他为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
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说：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这是关于考校译本、注释经文方面的事业。同书卷二云：
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风，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法轮届心，莫或条叙；爱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这是创制《众经目录》的事业。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才能承先启后，循著正轨发展。否则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即使后来有了像鸠摩罗什那样的大译师，像僧肇那样的大学者，恐怕也会受到障碍的。
道安在襄阳，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光般若经》，《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高僧传》卷五本传云：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道安法师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云：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３７９），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
……《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关于道安的学说，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
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末，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著他。（巨 赞）
支遁，是晋朝名僧，号道林，俗姓关，陈留人。亦说河东林虑人。约晋愍帝建兴二年（３１４），他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时，他同一些名士如王蒙、殷融等有来往，并备受赏识。在余杭山隐居时，他研究《道行般若》等经典。二十五岁出家。其后他回到吴地建立了支山寺。后来他去剡地（今浙江嵊县）经会稽郡时，与王羲之晤面，王请他住在灵嘉寺。以后移到石城山，立栖光寺。晋哀帝即位（３６２）以后，曾屡次派人征请。他于是又到建康，住在东安寺。在晋京停留将近三年，上书请求回山，哀帝应允并给了他很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太和元年（３６６）去世。
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盛行，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淡的行列，佛经也成了名士们的清淡之资，而支遁几乎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因而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很多，名士也喜欢和他来往，并且非常推崇他。在以记载清谈家言行为主的《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的记载就有四十多条。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揉老释的僧人，他对于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庄子》更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庄子》的《逍遥游》篇尤能独抒己见，曾为当时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赏。
他的生品习好，也带著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世说新语》记载他曾养马养鹤，他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不错。《广弘明集》收录他的古诗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带著浓厚的老庄气味。
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过《般若》。后来又经常辩论、讲诵《般若》。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论》。此论已经亡佚，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义又见于《支遁集·妙观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他这些话的大意是：所谓色不自色者，即明色法无有自性。亦即谓其色虽有，而自性无有，亦即是空。无体，故曰：‘色复异空’。非别有空，故曰：‘色即是空’。既主色无体，无自性，则非色像灭坏之后，乃发现空无之本体，故曰：‘非色灭空’。后人对即色义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支公所论要不失为一家之言。
他又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并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原书已经亡佚，但由书名推测，一定也是解释《般若》的作品。此处还有《圣不辩知论》、《辩三乘论》、《释蒙论》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但原书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记集》卷八还保存著这部书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过禅学，撰写过《安般经注》及《本起四禅序》。又曾致力于《本业经》，《出三藏记集》收录他的《本业略例》、《本业经注序》。又曾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他又是主张顿悟的一个人，南齐刘虬《无量义经序》论顿悟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由于他主张到第七地生起顿悟，七地以上尚须进修，因此又称为‘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道林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他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八卷，加注说：‘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就都作两卷了，可见此书缺佚已久。现存的清光绪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两卷，附补遗一卷。（张建木）
僧伽提婆（华言众天），本姓瞿昙氏，北印度罽宾人。他出家以后，远访明师，学通三藏，尤精于《阿毗昙心论》。又经常颂习《三法度论》，奉为入道的要典。他于苻秦建元年间（３６５—３８４）来长安，他的气度开朗，举止温和，又洞察物情，诲人不倦，信众都乐于亲近。建元十五年（３７９），高僧释道安也来长安，备受苻坚敬重；道安当时年垂七十，仍极力奖励译书。还有苻坚的秘书郎赵正（后出家名道整），崇信佛法，极力护持译事。时车师前部（吐鲁番）王弥第的国师鸠摩罗佛提，罽宾沙门僧伽跋澄和昙摩蜱，兜佉勒沙门昙摩难提等先后来到长安，其地渐形成新起的译经重镇。建元十九年（３８３），僧伽提婆应道安的同学法和之请，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三十卷，并与昙摩难提一同协助僧伽跋澄译出《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这是他们学有相通之处，故彼此互相帮助。建元末，发生慕容冲之乱，经数年才略定。提婆与法和召集门徒同往洛阳，研讲经论。提婆在那里住了四、五年，已渐解华语，才知道前译多违失本旨。法和也追恨以前的疏忽，乃重新校勘了《八犍度论》的译本。不久，法和闻知长安在姚秦统治之下法事重兴，决再入关，而提婆则渡江南游，遂彼此分道。时道安的高足慧远住在庐山，以南地佛典未备，特注意搜罗。听说提婆南来，就迎请到山中。东晋太元十六年（３９１），提婆于庐山般若台译出《阿毗昙心论》四卷、《三法度论》两卷，慧远都作了序文。隆和元年（３９７），提婆到了晋都建康（今南京市），受到王公和名士们的尊敬。尚书令王珣曾建立精舍，广招学众，准备译经。至是延请提婆于其精舍讲《阿毗昙》（当是《心论》），一时名僧都来听受。提婆既精熟论旨，解义又极明晰，听众悦悟。其年冬，王珣以苻秦建元末昙摩难提在长安所译《中阿含》、《增一阿含》文义不尽，未得校定，乃集在都义学沙门惠持等四十人，组织译场，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经》六十卷，随后又校改了《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开元录》以为提婆重译，实误）。提婆来华多年，备悉方俗，加以他为人从容机警，善于谈笑，所以在江南名盛一时。晚年情况不详。
提婆的翻译，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长安、洛阳所译所校的为《阿毗昙八犍度论》（唐译作《阿毗达摩发智论》）。后期先在庐山译出《阿毗昙心》及《三法度》两论。后在建康又译校了《中》、《增一》两种阿含。另据《历代三宝记》所载。他还译有《教授比丘尼法》一卷，已经失传。总计他所译校的经论，共六部，一百四十八卷。参加他的译事的，最初有竺佛念，次有法和、僧伽罗叉和道慈等。佛念、凉州人，少好游方，通华梵音义，苻、姚两代西僧来华弘化，大都由他传译。提婆初翻《八犍度论》，即由他传译，慧力和僧茂笔受。法和是道安的同学，同时又是继道安尽力帮助译经的人，提婆所译《八犍度论》的整理改定，都得他的帮助。提婆后在建康译校《中》、《增》两阿含时，由罽宾沙门僧伽罗叉宣读梵本，道慈笔受。
提婆生于说一切有部的根据地罽宾，他所传习的，主要是有部之学，但非有部的正统。提婆出家后曾远道去各地参学，以故他所习的并不囿于罽宾的传统。他专精的是《阿毗昙心论》，而经常诵习的是《三法度论》。《心论》的作者法胜，相传是缚瑀国人，其地或即缚羯国，远在罽宾之西北；本论对于《发智》旧说颇有重加组织之处，其中的一些立义还与譬喻师之说相通，这些在正统的婆沙师看来，是属于外国师之说的。又《三法度论》的作者是世贤，其说即为后来犊子部贤胄派所宗。从这些都可说明提婆所传之学不限于正统的有部。但在当时诸译师中，提婆仍不失为弘传有部毗昙的一大家。他不但传译毗昙，而且善于讲解。他先在长安、洛阳，虽曾译讲过毗昙，以时值变乱，又因译文未善，故收效不多。后南至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他所专精的两部论书，复经慧远推重提倡，在庐山的诸名僧都相从研习，于是他所传之学遂风靡一时，公认为头一个来中土弘传毗昙的学者。他所译的《三法度论》，还介绍了犊子部胜义我虽执受五蕴而有解脱可能之说，对于慧远一系的主张和实践，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其后他又在建康讲《阿毗昙心论》，遂开南地毗昙学的端绪。至于《中》、《增》两阿含，为有部四阿含最初传来的完本，都由提婆加以正确的译订，这也是中国译经史上值得记载的。（游 侠）
慧远，本姓贾氏，晋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崞县东部）人。他从小好学，十三岁（３４６）就随从他的舅父游学洛阳，习儒家典籍，及老、庄之学。二十一岁时（３５４），他原想到南地从豫章名儒范宣子去隐居，适值战事，道路不通，没有成行。时高僧释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弘法，名闻各地，他前往参见，极为推崇，从之出家。从此，他常以立宗弘法为己任。勤诵精思，昼夜研习，对于道安所倡弘的般若之学特有会心，登坛讲说，听众悦服。道安也特加器重他，认为佛法在中土，将因他而得到更好的弘传。晋哀帝兴宁三年（３６５），他随道安南游樊沔。孝武帝太元三年（３７８），襄阳被苻秦军队攻陷，道安为秦军所获。慧远带著徒众南行，到了浔阳（今江西九江市），爱匡庐峰林清静，就定居下来。他初住匡山龙泉精舍，别置禅林，带领徒众修道。
慧远继承其师道安的遗志，热忱弘法，有感于南地佛典未备，特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西出流沙，远求众经。闻有西僧来华，便殷勤咨访。太元十六年（３９１），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了浔阳，他就迎之入山，请译《阿毗昙心》、《三法度》两论，并为两论作序，标举宗旨，推重提倡，遂开南地毗昙学的端绪。安帝隆安五年（４０１），龟兹沙门鸠摩罗什到了长安，他即遣人致书通候，后常向罗什寻问经典和大乘深义。罗什亦赞许他的好意，往返酬答，互相切磋。原在庐山亲近他的道生、慧观等，都受了他的影响，相继北行入关向罗什问道。晋室重臣桓玄，威振一时，过浔访晤，钦佩慧远之为人，致书请他罢道从政，他答辞坚决，不为所动。玄后下令甄别众僧，加以裁汰，独尊‘庐山为道德所居’，视为例外。又欲令沙门一律对王者尽敬，先写信给慧远，征求意见。他恳切作答，提出异议，同时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桓玄终于感悟，没有坚持执行。这次争议，在中土僧史上留下了极深远的影响。当时名僧多聚居庐山，各地清信之士，亦多望风来集。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都来庐山从慧远游止。元兴元年（４０２），他率众于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结白莲社，一时参加的达一百二十三人。义熙元年（４０５），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大智度论》一百卷告成，姚兴特遣送论书，请他作序。他以此论文繁义隐，不易研习，乃加以删节，约为二十卷，并为序文，以便初学。先是罽宾律师弗若多罗在长安译出《十诵律》，没有译完而去世。慧远听说有昙摩流支来华，亦精于律藏，就致书劝请补译，由是《十诵律》得有完备的译本。他又一再遣使到长安，迎中印禅师觉贤到庐山，劝请传出禅经。及知觉贤在长安因误会被摈，他就写信给姚兴和长安僧众，为之调解，使所传之学继续在南地弘播，不受影响。由是中观、戒律、禅、教诸典以及关中胜义，都仗慧远的热心而流播南地。
慧远隐居庐山，历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平时经行、送客常以虎溪为界。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卒于东林寺，年八十有三。浔阳太守阮侃，在庐山西岭营圹安葬，门下著名文士谢灵运为撰文立碑。庐山东林寺就因为曾经是慧远率众行道之所，遂成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净土宗发源地之一。
慧远从道安受学，长于般若。他在荆州时曾据师义破斥道恒所执‘心无’之说。既定居庐山，感慨南地佛典未备，多方访求，所涉颇广。僧伽提婆在庐山译讲毗昙，极推重《三法度论》，慧远于此书亦很有领会。自是，他的思想常出入于空有之间，在他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诸篇上，都可略见其宗旨。他对于佛家视为宗极的涅槃，理解作‘生绝神冥，形尽神存’的境界，其所谓‘神’，即是精极为灵，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因此也不可能以语言来表达。又说人生由化而有，形和神虽各殊，而相与为化则浑为一体；然形只是桎梏，而神却有暗中转移的妙用，可以从这一形体相迭传附于另一形体，有如火之可由此薪传于异薪一般。火薪相传这个比喻在当时原为常谈，而他开始用传于异形来解释，具有自此传于彼的意义。这和犊子部执胜义我为不可说法，虽执受五蕴而又有解脱可能之义很相近，显然是受了僧伽提婆译讲《三法度论》的影响。他说到入道之要，则主张依悟彻以求反本。所谓反本，意指不以情累其生，不以生累其神。而欲遣除尘累，必有待于运用禅观，究生化之源，永息流转，使神灵绝境，这就是所谓悟彻。他在庐山昏晓行道，致力禅观，祈向净土，都可视为他基于这一思想的实践。后来，他接触到罗什的译籍，又迎请觉贤传出禅经，研习中观，兼究寂照相济的说法，很得归宗无相之旨。但他晚年谈到法性无性和禅智究竟时，仍举火传不息，以及形累、神化等说，可见他的根本思想还是保留著，没有完全改变。
慧远初事道安，即以建立教法宏纲为己任，以后他更推广此意，欲根据教法移风易俗。他以为出家的人号为沙门，在于能破习俗的愚暗教导有情转向觉道。因而主张出家修行，即和处俗一切以世法为准则的有所不同，应高尚行事，不敬王侯，才能变俗以达其道。而化导世俗，在先示以罪福报应，使知去恶从善，期易于启发觉意。他自己隐居庐山率众行道，以身作则，在当时确已获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他所主张的，以罪福报应导俗和以禅观念佛入真的见解，对于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像他所倡行的念佛法门，原是用观想功夫，到了昙鸾以后就侧重称名，形成净土一宗。导俗入真，固不能逸出于慧远的遗规，所以后人们追奉他为净土宗的初祖。
慧远的著述见于著录的，有《大智度论要略》二十卷，《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三卷，《法性论》两卷，《集》十卷。现仅存《问大乘深义》，改名《大乘大义章》，其余都已散失。惟《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高僧传》和《广弘明集》都收载有他的一部分论、序、赞、书。
慧远的门下颇多，以随他一同出家的慧持，及弟子慧观、僧济、道祖、昙邕、僧彻最为著名。慧持系慧远之弟，十八岁随慧远共事道安，后同居庐山。曾到建康，参校《中阿含经》译文。隆安三年（３９９）入蜀为成都道俗所推重。义熙八年（４１２）卒于成都龙渊寺，年七十有六，遗嘱诫勉务严律仪。他的近侍弟子道泓和昙兰，都能传经继轨。慧观本姓崔，清河人，少年出家，游方参学，中年以后到庐山从慧远受业。罗什入关，他又北游咨访异同，辨勘新旧，精思入微，撰《法华宗要序》，深得罗什称许。后随觉贤同到庐山，又一同到荆州，转赴建康住道场寺。他精通《十诵》，广习诸部。著有《辨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卒年七十有一。僧济，通大小诸经及世典，长于讲说，太元中入庐山受学，特蒙慧远赏识。后以感疾，专志净土，卒年四十有五。道祖，吴国人，少就台寺依支法济出家，精勤务学。后与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受戒，慧远称其易悟。道流撰《诸经目》，未就而卒，他为之完成。曾至建康瓦官寺讲说。愤桓玄欲使沙门礼敬王者，还归吴地台寺。玄钦重其为人，令郡官送他来京，他托病拒绝，元帝元熙元年（４１９）卒于台寺，年七十有二。昙邕本姓杨，关中人，少仕苻秦为卫将军，曾随军南征，后回长安从道安出家。道安逝世，即南游师事慧远。不避辛劳，为慧远入关致书罗什，往返传达，十余年间不负使命，庐山和长安在当时能声气相通，全赖他出力，后卒于荆州竹林寺。僧彻本姓王，寓居襄阳，年十六入庐山受业，遍学众经，尤精般若，讲《小品》词旨明析，为同学所推服。他兼长赋咏，落笔成章，慧远以散乱之言皆属违法，遂不复作。后南游荆州，历住江陵五层寺、琵琶寺，一时名流多从受戒法。刘宋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卒，年七十。此外，昙顺，黄龙人，少曾从罗什受业，后师事慧远，长于义学。南蛮校尉刘遵在江陵建竹林寺，物色住持，慧远特命他前往。其弟子襄阳僧慧传其学，善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诸典，齐初任荆州僧主，和当时名僧玄畅，并称黑衣二杰。法安，以戒行著，兼习禅业，善讲说众经。慧要，通经律，尤长巧思。以庐山缺乏刻漏报时，他就山泉创制十二叶芙蓉，顺著泉水流转以定昼夜六时，未尝差失；传说他尝作木鸢，能飞行数百步。道汪本姓潘，长乐人，综习经律，尤精《涅槃》，后被迎住武担寺为僧主。道温本姓皇甫氏，安定朝那人。初师事慧远，后北游长安问学于鸠摩罗什，善大乘经，兼通数论。刘宋孝建间（４５４—４５６）被召住宋都中兴寺，大明年间（４５７—４６４）任宋都僧主。昙诜，长于义学，著有《维摩注》及《穷通论》等。（游 侠）
鸠摩罗什（华言童寿），龟兹人。他的先代本出婆罗门族，在印度世袭高位。他的父亲鸠摩罗炎，弃相位出家，东渡葱岭，远投龟兹，被龟兹王迎为国师，后被逼和王妹耆婆结婚，生鸠摩罗什和弗沙提婆兄弟二人。罗什于七岁随他的母亲一同出家，即开始从佛图舌弥诵习阿毗昙，能通大义。九岁时随母亲渡辛头河，前往罽宾，师事当地著名大德、罽宾王从弟槃头达多，从受《杂藏》、《中》、《长》两部阿含。达多常常称赞他聪明，罽宾国王闻知，邀他入宫，和外道论师辩难。十二岁时他随母亲回龟兹，中途在沙勒停住一年。他在那里自习有部的要典《发智论》，以及‘六足’诸论，又诵《增一阿含》。沙勒国王听从当地三藏沙门喜见的建议，为了勖励国内僧众，兼以对龟兹王表示友好，特举行大会，请罗什升座说《转法轮经》，年轻的罗什从此声誉益著。
先是罽宾三藏佛陀耶舍来止沙勒，其人学究大小乘，兼通五明诸论和世间方术，善于谈论，为沙勒太子达摩弗多所敬重，留在宫内供养。罗什后到，曾从之受学，他受了耶舍的影响，也于说法之暇，诵习《韦陀舍多论》，研究梵文撰述体制，又博览《四韦陀》和五明诸论，乃至阴阳历算，莫不穷究。他又在此遇到莎车大乘名僧须利耶苏摩，从之参学，听受《阿耨达经》，悟蕴、界、处诸法皆空无相，从此他的学问一变，专务方等，广求大乘义要，受诵《中》、《百》及《十二门》诸论。随后，他复随母北行，经过龟兹北境的温宿时，又以论议挫败当地一有名道士，更提高了他的声誉，龟兹王亲自来迎他归国。
他回到龟兹以后，应王女阿竭耶末帝比丘尼之请，弘宣方等诸经，阐明诸法皆空、假名无实的深义，听众都受了感动，附近诸国也一同宗仰。二十岁时他在龟兹王宫受戒，从罽宾律师卑摩罗叉习《十诵律》。不久，他的母亲再往印度，临行特勉励他到中国弘传方等深教，他毅然引为己任，表示当忍受诸苦来弘法。他留住龟兹约二十多年，广习大乘经论。
苻秦建元十五年（３７９），中土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称述龟兹佛教盛况，说到彼处王新寺有青年沙门鸠摩罗什，才智过人，明大乘学。时高僧释道安在长安，极力奖励译经事业，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一再劝苻坚迎他来华。建元十八年（３８２），苻坚遣吕光等出兵西域，他嘱吕光在攻下龟兹时，从速送罗什入关。二十年（３８４），吕光攻陷了龟兹，得了罗什，但因吕光原不奉佛，莫测罗什智量，又见他未达高年，便以常人对待，并强迫他和龟兹王女结了婚，还时常使他乘牛和劣马来戏弄他。次年（３８５），苻坚被杀，吕光割据凉州，自立为凉主；罗什相随至凉州，遂被留在那里。后来姚苌继苻坚称帝于长安，慕罗什高名，也曾虚心邀请，而吕光父子忌他智计多能，不放他东行。罗什被留凡十七年，隐晦深解，无法弘传。到了姚兴嗣位，于弘始三年（４０１）出兵西攻凉州，凉主吕隆兵败投降，罗什才被迎入关，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了。
姚兴对罗什十分敬重，待以国师之礼。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公卿以下莫不归心。而长安当地名僧群集，法化颇盛。弘始四年（４０２），罗什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园西明阁，开始译经。他先译出《阿弥陀》等经，接著就著手创译《大智度论》和《百论》。次年，姚兴以旧译诸经文多乘失经旨，劝请重译《大品般若》，并选宿旧义学沙门慧恭、僧［（丰＊刀）／石］ 、僧迁、僧睿等五百余人参加译场，详义著文。六年（４０４），他校定了《大品》译文，兼在中寺为罽宾律师弗若多罗度语，译出《十诵律》的大半，并重治《百论》译文。以后继出《佛藏》、《菩萨藏》等经。从弘始八年（４０６）起，他迁住大寺，续出《法华》、《维摩》、《华手》及《小品般若》等经，《中》、《十二门》等论，最后又应请译出《成实论》。他在译经之暇，还常在逍遥园澄玄堂及草堂寺讲说众经。
罗什为人神情开朗，秉性坦率，平时虚己善诱，专以大乘教人，而善于辨析义理，应机领会，独具神解。当时北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来华，到长安来寻他，每有疑义，必共咨决。他又具有文学天才，尝为《维摩经》译文作注，出言成章，不待删改；所作赠法和慧远偈文，都辞理婉约，韵味深长。在来华的外国译师中他是最能精通中土语文的人。他虽届高年，仍从事传译，未尝停歇。弘始十五年（４１３）四月，他因微疾，骤卒于长安大寺（关于罗什卒年，旧有各种说法，今参照今人所考，假定在这一年），时年七十。他临终遗言，所出经论三百余卷，惟《十诵》一部未及删订，自信诸译所传非谬，可供后世流通。
罗什虽于苻秦末年入华曾被留住凉州很久，但他在其地长期接触中土语文，深有领会，为他以后的译经事业奠定了有利的条件。他前后所出，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共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比较可信，但略有遗漏（约四、五部）。后来《开元录》著录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内缺本二十二部、八十二卷），则由沿袭《历代三宝记》之误，混入许多失译和伪托经论，须加辨别。
罗什翻译事业，在当时是空前的。他的成就，不仅在所译经论的内容上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而为义学方学开辟了广阔的园地。罗什对翻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特别是传译富有文学趣味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维摩》、《大智度》等经论，使他感到翻译上兼顾信与达的困难。因此，他的译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他既博览印度古典，对梵文极有根柢，又因留华日久，对汉文也有相当的素养。同时他对于文学还具有高度的欣赏力和表达力。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故能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他的译文以‘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见慧观《法华宗要序》）为原则，再考虑到中土诵习者的要求，在传译上或增或削，务求达意。因此，他译《法华经》时，常为表达言外的含意而有增文；译《智度论》时，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译《中论》则将其中繁重乖缺处分别加以删补；译《百论》则反覆陶练，务存论旨；这都因他并娴华梵，故能斟酌损益，游刃有余。他在译文上有所增削时，极其慎重，如他译《维摩经》时，常一言三复，精求原意；译《大品般若》则与诸宿学对校旧译，详其义旨，并以释论校经，必求文合然后付写，可见他在传译上惨澹经营的苦心。因此他所译经论，特为中土佛徒所乐诵，且对于后来的佛教文学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大乘根本教理的移植和弘传，应归功于这位大家。
罗什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和长安先期的译业基础、以及当时参加译场的许多得力助手分不开。长安当苻秦时代，由于高僧释道安在此奖励译事，创立了译场的规模，已渐成为译经的重镇。到了罗什入关，姚秦奉佛更盛于前，译经事业基本上继承了道安所创的旧规，而由朝廷全力支援，加以扩充，遂为国立译场的开端。曾经参加前期译事的名德如法和、僧□、僧睿、昙影、僧导等，此时都参加罗什主持的新译场，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同时还有原在长安的慧精、法领、道标、道恒、僧肇，以及来自庐山的道生、慧睿、慧观，来自北方的道融、慧严、僧业、慧询、昙无成，来自江左的僧弼、昙干，和来自其他各处的慧恭、宝度、道恢、道悰、僧迁、道流、道凭、昙晷等名僧，都参加译场，咨受深义。就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昙影、道恒、慧观、慧严诸人尤其著名，他们既精教理，兼善文辞，执笔承旨，各展所长，故能相得益彰。此外，西域僧人在翻译上和罗什合作的，有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律师弗若多罗和卑摩罗叉。相传罗什译《十住经》时，以于理未善，迟疑未著笔，既而耶舍至，共相咨决，辞理方定。罗什助译《十诵律》时，以无本可据，先须诵出律文，故以戒行著称的弗若多罗为度语，译至三分之二而多罗卒，译事只好中止。其后他的戒师卑摩罗叉来华，才共补译完成。从这些上面，看出罗什对于译事是如何的谨慎不苟。
从罗什的译籍上，可以看出他所弘扬的，主要是根据般若经类而建立的龙树一系的大乘学说。般若各经卷帙浩繁，号称大部，其中《大品般若》（相当于唐译《大般若经》的第二分），是比较早出的根本典籍，在中国早就一翻再翻了（即是《放光》、《光赞》）。学者的异解、争论，也都集中在这上面。但此经的奥蕴，得著龙树的释论即《大智度论》阐扬以后，方明白了然。这对当时佛教学界的需要而言，也非由龙树释论以通经不可，所以罗什于入长安的次年（４０２），便极其郑重地集五百余人来译《大智度论》。不久，又兼译《大品般若》，即以释论校正经文，又从经本楷定论义。这样，他所出《大品》，在经文分段以及安立品目上，都显出一经宗旨，而迥异于旧译。如他判全经为前后两分，各于其末置《嘱累品》，表示虽同说般若，而前分后分内容各有重点（依《智论》解释，即前分主要说根本道，而后分主要说方便道，以此二道为大乘学的宗要）。又如在经文中依释论安立《金刚品》以表示菩萨发心之精义；又安立《会宗品》，以见大乘学即是般若学。他又依释论在经初安立《三假（法、名、受）品》为发凡，于经末标《如幻品》（此品说涅槃就假名而言，和色香味等法同为如幻）为归结，以见全经乃用假名一义作骨干，以对治小乘视佛说一切法为实在的妄执。如此译文品目始终条理，一丝不乱，尤可见罗什有得于龙树般若学的真传，决非泛泛，而对当时学者纠正了误解，指示坦途，给义学上以深远的影响。跟著，罗什在这一成就的基础上，译了龙树所撰宗经论的代表作《中论》。此书发挥般若实相之义，反覆论证以假名成性空及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之义。罗什即于七十二家释论中，特选择善得论义的青目释，更配合译出入中观论门的《十二门论》和提婆破外执的《百论》而为助扬。他又重译《维摩》、《法华》两经，一则详菩萨解脱法门，一则明一乘佛果的究竟，都是和般若经意互相发明的。而从支（谦）竺（法护）以来即有旧译，研寻称盛，亦未得正解，由于他的重翻，也给义学以极大的启发。此外，他于戒律出《十诵律》及《比丘戒本》，于禅学出《首楞严三昧经》及《禅经》等。于小乘论译出比较接近般若的《成实论》，更于比喻文学译出马鸣《大庄严论经》；最后，他还译出马鸣、龙树、提婆诸传，以助学人理解这些大师的生平，提供了有关印度佛教史的重要资料。据《出三藏记集》所载传文，说罗什殁后，有外国沙门来言，罗什多所谙诵，在中土译出的还不及十分之一。由此可见罗什的博学，在传译上是适应当时需要而经过一番选择的。
罗什少时，熟习有部经论。传说他初听须利耶苏摩为讲《阿耨达经》蕴处界皆空无相时，以他一向执有眼根，未即接受（推测他的毗昙学必近于当时所谓‘根见家’的一系）。后知理有所归，乃弃小向大。他曾说如作大乘毗昙，非迦旃延子可比，对有部毗昙的不满，溢于言表。故他弘扬大乘以后，必对有部毗昙有所破斥。现以他的著述残缺，不得详知。只在他答庐山慧远问大乘深义中，提到说有为法四相是迦旃延弟子意，非佛所说；佛法中无微尘之名，为破外道及佛弟子邪论故说，无决定相，但有假名；三十四心、九无碍道、九解脱道皆非佛说等项，略见其对于毗昙的批判而已。
罗什来华后专力翻译，著作不多。相传有《实相论》二卷为他有系统的著述，现已佚。他曾注《维摩》，亦无本，又有答庐山慧远及王稚远问的文章多篇，现存后人所集他答慧远问大乘深义十八科三卷，题为《大乘大义章》。此外，《广弘明集》收载他答姚兴《通三世论》书一篇。其他口义散见于关中诸疏。至于答王稚远问二十四项，现仅存略目，载于《出三藏记集》所辑收的陆澄《法论目录》中。现就他答慧远问所涉及的诸点看，如辨法身色、力、命、业相等如化，辨断烦恼残习差品，辨大种造色及生法无定相，辨如、法性、真际等义，多根据《大智度论》所说给以解释，亦可见他著述规模的一斑。
罗什门人号称三千。盖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多趋于他的门下。又罗什译经，常随即敷讲，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便成了听受义理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为僧肇、僧睿、道融、昙影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游 侠）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丘县）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嗣因他在家患重病，送到寺院里住就好了，从此他便不大回家。父母死后，便决心出家，二十岁时受比丘戒。他常慨叹律藏传译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寻求。晋安帝隆安三年（３９９），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一同从长安出发。
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有许多民族割据建国，各自为政，行旅很受影响。法显等经过了迄伏干归割据的范川（今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后，隆安四年（４００）的夏天在张掖和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慧简、僧绍、僧景等五人相遇。秋间到达敦煌，得到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法显等五人先行，沿著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沙碛地带走了十七天，到达鄯善国。大概因为前途阻梗难行，他们便转向西北往邬夷，又遇著宝云等。时邬夷诸寺都奉行小乘教，规则严肃，汉僧到此不得共处。法显等（此时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高昌，只余七人同行）得到符公孙供给，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一个月零五天，约于隆安五年（４０１）初到达于阗国。慧景、道整随慧达先走，法显等留在那里等著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的行像盛会。会后，僧绍去罽宾，法显等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在于麾国过夏。山行二十五日，到了和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会合，在那里参加了国王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晋元兴元年（４０２），法显等度过葱岭，进入北印度境，到了陀历国。又西南行，过新头河，到达乌苌国，即在该地过夏。其后南下经宿呵多、竺刹尸罗、健陀卫到弗楼沙；宝云、僧景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国佛钵寺病故，慧景、道整和法显三人，先后往那竭国小住。元兴二年（４０３）初，南度小雪山，慧景冻死，法显等到罗夷国过夏。后经过西印跋那国，再度新头河到毗荼国。从此前进入中印摩头罗国，过蒱那河东南行，于元兴三年（４０４）到达僧伽施国，在龙精舍过夏。又东南行经罽饶夷等六国，到达毗舍离，度恒河，南下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又顺恒河西行，经迦尸国波罗捺城，再西北行到达拘睒弥国，他在这些国家，瞻礼了佛陀遗迹，并听到了关于南印达嚫国的情况和大石山五层伽蓝的传说。晋义熙元年（４０５），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在这里住了三年（４０５—４０７），搜求到经律论六部，并学习印度语文，抄写律本，达到他求法的素愿。这时他唯一的同伴道整，乐居印度，法显便独自准备东还流通经律，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４０８）到达东印多摩梨帝国，在此为了写经和画像，又住两年（４０８—４０９）。
义熙五年（４０９）冬，法显从多摩梨帝国海口搭商人大船西南行，离印度往狮子国。义熙六年（４１０），他在狮子国都城观看了三月出佛牙的盛会，并为继续搜求经律在此住了两年（４１０—４１１），抄得四部，乃准备归国。义熙七年（４１１）秋，他搭了载客二百余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途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在此住了五个月。义熙八年（４１２）夏初，他再搭乘大商船，预计五十天航达广州，即在船上安居。不料航行一个多月，又遇暴风雨，船上诸婆罗门认为载沙门不利，商量将法显留在海岛边，幸亏法显从前的施主仗义反对，得免于难。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漂流，终于航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境）南岸。法显前从长安出发，途经六年，才到印度的中部，在那里逗留了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经过了十五年，游历所经将近三十国，这是以往求法僧人所没有过的经历。法显到达青州的消息，被太守李嶷听到了，便迎法显到郡城住了一冬一夏。义熙九年（４１３）秋间，法显南下赴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他在道场寺会同佛驮跋陀罗及宝云等从事翻译。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不倦，终于完满夙愿，求得经律，又冒了海行的危险回到祖国，翻译流通，这种勇猛精进为法忘身的精神，真足为后人所取法。他在建康约住了四、五年，于译事告一段落之后，又转往荆州辛寺，后在那里逝世。
法显西行的目的原在寻求戒律，当时北印度佛教律藏的传授，全凭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他到了中印巴连弗邑摩诃衍僧伽蓝才抄得最完备的《摩诃僧祇众律》（其本传自祇洹精舍）；又抄得《萨婆多众钞律》一部（即《十诵律》）约七千偈，这都是当时所通行的本子。此外还得著《杂阿毗昙心》约六千偈，《方等般泥洹经》约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法显后来又在狮子国（斯里兰卡）抄得《弥沙塞律》，又得著《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经》，都带了回来。这些都是中土旧日所无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其《涅槃》一经，首唱佛性（即如来藏）之说，而又不许阐提成佛，保存经本原来面目，更为可贵。他在建康道场寺和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的有下列五部：《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勘同《鬼问目连经》一卷）。
这些译本，由法显在场共同斟酌，译文都很朴素而传真，别成一格。此外，旧传他还共佛驮跋陀罗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其本早佚，确否待考。至于他带回的《弥沙塞律》，后于刘宋景平元年（４２３）由罽宾律师佛陀什译出；《杂阿含经》亦于刘宋元嘉十二年（４３５）由求那跋陀罗译出。又元嘉十年（４３３）印度三藏僧伽跋摩补译《杂心论》（原经求那跋摩翻译未毕），他所依据的也许就是法显从印度抄写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在法显回国的次年（４１３）由罽宾婆沙师佛驮耶舍在长安依另一底本译出，法显的抄本埋没未传。
此外，法显还详述西行求法的经历，留下了《历游天竺记传》一卷。此书成于义熙十二年（４１６），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他的记载里，还保存了有关西域诸国的许多可贵的古代史地资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译本，极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游 侠）
道生，一般称为生公，是晋宋间的义学高僧。本姓魏，钜鹿（今河北省钜鹿县）人，寓居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幼而颖悟，依竺法汰（３２０—３８７）出家，随师姓竺。披读经文，一览能诵，十五岁便登讲座。到受具戒之年，便以‘善于接诱’见重当世。中年游学，广搜异闻。晋安帝隆安中（３９７—４０１）入庐山。常以慧解为入道之本，故于群经众论普遍钻研。后闻鸠摩罗什（３４０—４０９）在长安译经讲学，于是和慧睿、慧严、慧观同往受业。后秦主姚兴在逍遥园接见了他，叫他和罗什的弟子道融论难。往复问答，所说无不中肯。关中僧众都佩服他的英秀。罗什门下有四圣、十哲等称，道生都予其列。义熙五年（４０９）还至建康，住青园寺（后来改名龙光）。宋少帝景平元年（４２３），他请罽宾律师佛驮什共于阗沙门智胜，译出法显在狮子国所得梵本《弥沙塞部五分律》三十四卷，及《比丘戒本》、《羯磨》各一卷。名士王弘、范泰、颜延之都相从问道。道生从罗什游学多年，于龙树和僧伽提婆之旨深达玄奥。因而体会到语言文字只是诠表真理的工具，不可执著粘滞。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研思空有因果深旨，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诸义。《出三藏记集》说他‘笼罩旧说，妙有渊旨’。但守文之徒加以嫌嫉，目为‘珍怪之辞’。又当时凉译大本《涅槃》还没有传到南方，只六卷《泥洹》先于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在建康译出，其中说除一阐提皆有佛性（卷三、四、六）。道生仔细分析经文的义理，主张‘一阐提人皆得成佛’。旧学大众以为违背经说，把他摈出僧众。道生遂入吴中的虎丘山，传说他曾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佛祖统记》卷二十六、三十六）。元嘉七年（４３０）再入庐山，时大本《涅槃》传到建业，其中果然说‘一阐提人有佛性’（卷五、七、九），和他先前的主张完全相合，大众才佩服他的卓越见识。他即于庐山精舍开讲《涅槃》，穷理尽妙，务使听众悟悦。后来在元嘉十一年（４３４）于讲座端坐而逝。涅槃学从此盛行流传。从南朝宋初以后，南方出了不少的涅槃师。其中属于道生系统的，宋有宝林、法宝、道猷、道慈、僧瑾、法瑷，齐有僧宗，梁有法朗等。道猷是道生的弟子，道生寂后，他作新出《胜鬘经》的注释，以弘宣道生的遗训，后来应宋文帝之请，在宫内申述道生的顿悟义，孝武帝也推重他，称为‘克明师匠，无忝徽音’。僧瑾也是道生的弟子。宝林在道生之后，住在龙光寺，祖述道生诸义，著有《涅槃记》等。法宝是宝林的弟子，也祖述道生义，著有《金刚后心论》等。
道生的著作，见于记载的，有《维摩》、《法华》、《泥洹》、《小品》诸经义疏，现只《法华经疏》传存二卷。其《维摩经疏》，《出三藏记集》载它较僧肇注更能发明深旨，疏文散见于现存的《注维摩诘经》（僧肇撰）、《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唐道掖集）、《净名经关中释抄》（同上）中。此外《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都已佚失。还有《涅槃三十六问》等关于佛性义的问答诸作，其中只《答王卫军书》（答王弘问顿悟义）一首现存（收入《广弘明集》卷十八），余已遗失。
道生融会般若空观和涅槃佛性说的精义而成一家言。他先本于‘万法虽异，一如是同’（《法华经疏》卷上）的论据，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为烦恼所覆，受生三界；进而说一阐提也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这如《名僧传》所载：‘禀气二仪者，皆是涅槃正因。三界受生，盖唯惑果。阐提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此经度未尽耳’。又日本宗性《名僧传抄》附录有‘一阐提者不具信根虽断善犹有佛性事’专案，即是记述他的学说。关于佛性的解释，道生著有《佛性当有论》，其文已佚，但《大乘四论玄义》（唐均正撰）卷七载：‘道生法师执云：“当有为佛性体”。法师意：一切众生即云无有佛性，而当必净悟，悟时离四句百非，非三世摄，而约未悟众生望四句百非为当果也’。又说：‘白马爱（昙爱）法师执生公义云：“当果为正因”，则简异木石无当果义’。据此则当有与当果同义，一切众生有当来佛果的性能，只要断坏烦恼，皆得成佛。
顿悟成佛，也是道生的主要学说。所谓顿悟，即是寂鉴微妙，不容阶级，一悟顿了，与真理相契无间的豁然大悟。后世称此种顿悟义为大顿悟，而把支道林（支遁，３１４—３６６）等有渐进的顿悟称为小顿悟。依道生之说，真理湛然常照，本不可分，只是凡夫由迷惑而起乖异。然而真理既然不可分，故就悟入真理的极慧，自然也不允许有阶级。以不二的极慧照不分的真理，豁然贯通，涣然冰释，这叫作顿悟。如《大涅槃经集解》卷一载：‘道生曰：“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真则无差，悟岂容易？不易之体，湛然常照，但从迷乖之事，未在我耳”’。又陈慧达《肇论疏》卷上载：‘竺道生法师大顿悟云：“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谓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悉称，谓之顿悟”’。但这顿悟的极慧，又必须到佛地金刚心后成就法身才有，如隋硕法师《三论游意义》载：‘竺道生师用大顿悟义也，金刚以还皆是大梦、金刚以后皆是大觉也’。又隋吉藏《二谛义》引道生观点说：‘果报是变谢之场，生死是大梦之境。从生死至金刚心皆是梦，金刚后心豁然大悟无复所见也’。这叫做顿悟成佛。道生的顿悟义，在宋代风行一时，如梁代著名的法师僧旻就有：‘宋世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之语（《续高僧传》卷五）。其时谢灵运作《辨宗论》，与法勖等诸道人往复问答此义，以为道生声援（论载《广弘明集》卷十八）。宋文帝亦乐顿悟之说，在道生示寂后，先后延请道猷、法瑷（慧观的弟子）到建康中述此义。和道生对立唱渐悟义的，有慧观，作《渐悟论》；又有昙无成（罗什的弟子），作《明渐论》。还有僧弼等对宋文帝所述设巨难。
道生的法身无色、佛无净土、善不受报诸义，其文已伙，大概都是本于般若的真空绝相义立说。
道生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分为善净、方便、真实、无余四种法轮，世称‘生公四轮’。善净法轮指人天乘的教法，从一善（一毫之善）起说到四空（四空处定，亦称四无色
定），去除三涂的浊秽，所以称为善净。方便法轮指声闻、缘觉二乘的教法，以无漏三十七道品获得有余、无余二涅槃，所以称为方便。真实法轮指《法华经》，破三乘之伪，成一乘之实，所以称为真实。无余法轮指《涅槃经》，畅会归一极之谈，标如来常住之旨，所以称为无余（《法华经疏》卷上）。这四种法轮说，和慧观的二教五时说，同为后世教判的渊源。（黄忏华）
僧肇，是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学者，京兆（今陕西长安市）人。少年以佣书为业，遂得历观经籍，亦爱好老、庄。他以为《道德经》于玄远之道还未尽善，后来看到旧译《维摩经》，披寻玩味，始知所归，因而出家。不久即以‘善解方等、兼通三藏’知名。鸠摩罗什于晋隆安二年（３９８）到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他远道往从学，为罗什最初的弟子，被法为‘法中龙象’。罗什于秦弘始三年（４０１）至长安，肇随行。既而秦主姚兴请罗什入西明阁及逍遥园翻译佛典，他和僧睿等相助详定，列席译场，咨禀罗什，所悟更多。弘始六年（４０４）《大品般若经》译出后，他著《般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罗什大加赞赏，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其时他大约才二十三岁。罗什又译出《百论》，他又作了一篇序文，阐明一论的要旨。弘始八年（４０６），《维摩经》译出后，他又条记罗什的口义作为经的注解，并作序（此序已佚，现存《经注》，系糅合罗什、僧肇、道生、僧睿、道融各家的注解而成）。约在弘始十年（４０８）夏末，道生从关中回庐山，以《般若无知论》示隐士刘遗民，遗民赞叹说：‘不意方袍复有平叔’，因以呈慧远，远也以为‘未尝有’，于是一同披寻玩味。第二年（４０９），刘遗民致书与他通好，并咨问关于‘般若无知’的疑义。又一年（４１０），他复书，告以关于佛法盛况，并附赠所作《维摩经注》一本；次述《般若无知论》的旨趣以答。他后来又著《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弘始十五年（４１３），佛陀耶舍译出《长阿含经》，他也列席译场，并作序。他在罗什门下十余年，被称为什门‘四圣’或‘十哲’之一，又称为‘解空第一’。罗什卒后，他‘追悼永往，翘思弥厉’；更博采众经，著《涅槃无名论》，往复论辩，有九折十演。论成，表上秦王姚兴，姚兴备加赞许，即令缮写，分发子侄。弘始十六年（４１４）去世，年仅三十一岁（《传灯录》卷二十七说僧肇被秦主所杀，临刑时说了四句偈，不足为据）。
僧肇重要的著述，即是上述《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涅槃无名》四论，此外还有《宗本义》，始见于陈小招提寺慧达的《肇论序》所述。四论合而为一，称为《肇论》，或即在此时。关于《肇论》的注疏现存的有晋惠达的《肇论疏》三卷（现阙下卷）、唐元康的《肇论疏》三卷、宋净源的《肇论中吴集解》三卷、又《肇论集解令模钞》二卷、宋遵式的《注肇论疏》三卷、宋悟初道全集其师《梦广和尚书释肇论》一卷、元文才的《肇论新疏》、《肇论新疏游刃》各三卷、明德清的《肇论略疏》六卷等。另外还有明道衡的《物不迁论辨解》一卷。又宋陆澄《法论目录》《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及隋法经《众经目录》（卷六）著录有僧肇的《丈六即真论》一卷，已佚。又现存《宝藏论》一卷，题作僧肇注，但文义舛杂，不似出其手笔。
僧肇虽生于玄学盛行之后，早年又曾受老庄的影响，但他的学问实得之于鸠摩罗什，以《维摩》、《般若》、三论为宗。他以缘生无性（实相）立处皆 真为中心思想以谈体用动静有无等问题，颇为学术界所称赏。关于体用问题，当时学者有两种不同的主张：王弼注《老子》，法汰、道安等谈般若（本无论），都贵无贱有；向秀、郭象释《庄子》，支道林谈《般若》（即色义），又崇有贱无，都不免偏执。僧肇破斥这些偏执，主张体用一如、非无非有、即静即动之说，对于《般若》、三论的中道思想可说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在他现有的几种论文中，《宗本义》从缘生无性谈实相，《不真空论》从立处皆真谈本体，《物不迁论》依即动即静谈体用一如，《般若无知论》谈体用的关系，都是有所发挥而互相联系之作。首先《宗本义》中说：‘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等的涵义是一样的。宇宙万法都由因缘会合而生，未生就无有。又因缘离散万法就坏灭，可知并非真实有。以此推度，万法虽现有而性常自空，所以称为‘性空’，性常自空即为‘法性’，法性真实如是即为‘实相’，称为‘本无’。‘本无’是派生实相，超一切名言分别，故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其次，《不真空论》中以《放光般若经》所说‘诸法假号不真’作依据，立‘不真空’义。当时的佛教学者，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各出异义，纷纭不一。僧肇在这篇论文中归纳作‘心无’、‘即色’、‘本无’三家，并且随加破斥，然后陈述他自己的不真空义。他以宇宙万法都属虚假，依因缘生，即是不真，也即是空。既不是真生，即非是有。但万事万象都已经呈现，也不能说是无。非有非无，所以称为不真空。但森然万象虽非真实，而由真体起用，即用即体，所以说‘立处即真也’。《物不迁论》中更从即动即静来论证体用一如的道理。论文首先引用《放光般若经》所说‘法无去来、无动转者’而解释说并非舍动而另求静，而是求静于动，虽静而不离动。由动静的未始不同，而知宇宙万法的不迁徙变易。又说：一般人所谓动，是因为从前的事物已经迁徙而去，而不静止，所以说动而非静。但从前的事物即停在从前，并不来到现在，所以论中说静而非动。如此今昔的事物不相往来，‘若动而静，似去而留’，‘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从而‘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意思就是说法身本体，无去无来，所以常恒不变。盖绝对的本体不可与相对的动静等现象截然划分，即动即静，也正是在辨明即体即用的道理。最后《般若无知论》中，依《放光般若经》所说：‘般若无所知、无所见’，而说有所知就有所不知，因为圣心无知，所以无所不知，不知之知才叫作一切知，所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实照，‘虚不失照，照不失虚’；‘用即寂，寂即用’；这也是说明体用一如、动静相即，与缘生实相立处皆真的理论一贯，而贯串了他的般若、三论空的中道思想。
后世的三论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语，以他的学说为三论宗的正系。（黄忏华）
昙无谶（意译法护），中天竺人。六岁丧父，跟著母亲做织工过活。他母亲看到沙门达摩耶舍受人崇拜，得到丰厚的供养，很为羡慕，就叫他去做达摩耶舍的弟子。十岁学念经，聪明特出，记忆力强，一天能背三百多颂。他本学小乘，后来遇到白头禅师，辩论了一百天，难不倒禅师。禅师便给他树皮的写本《涅槃经》，他读了以后，便专攻大乘。到二十岁时，已熟习大小乘经典六万多颂。他受到《涅槃经》的启发才改小归大，后来他弘扬佛教即以《涅槃经》为主。
昙无谶的从兄是善调象的，无意间把国王所乘的白耳大象弄死了，被王所杀。国王命令不准亲属去看，独有谶来哭他并将他埋葬了。国王发怒要杀谶。谶很从容地说：‘您因他犯法而杀他，我因他是亲属而葬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您何必生气呢？’国王惊讶他的气概，便款留他加以供养。他懂得咒术，颇灵验，在西域有大咒师之称，因此国王很优待他，但不久就淡薄了。后来，他因事触犯了国王，很害怕，就带了《大涅槃经》前分十二卷和《菩萨戒经》等，逃到龟兹。那里的人都学小乘，不信《涅槃》，他只好又去敦煌，停留了几年（这是依《涅槃经序》及《记》所说。《魏书》卷九十九说他曾到鄯善，因犯了错误逃去凉州，《祐录》和《高僧传》又说他从龟兹径到姑臧，都不可靠）。他在那里开始译经，现在《菩萨戒本》一卷就是当时的译品。
大约在北凉玄始十年（４２１），河西王沮渠蒙逊占领了敦煌地方，迎接他到姑臧（这也是根据《涅槃经序》及《记》之说）。十月间，河西王就请他翻译《大涅槃经》。（《高僧传》误以玄始十年为译《涅槃经》完毕之时，而说开始翻译于玄始三年，不可信）。那时沙门慧嵩和道朗都是河西的杰出人物，对他很推重，帮助翻译而由慧嵩笔受。谶说：《涅槃经》的梵本有三万五千颂，译成汉文大约百万言；现在所译的只有一万多颂，经本品数不全。他回国一年多访求经本（当时他的母亲病死）。后来在于阗得到，回到姑臧继续翻译，足成三十六卷（当时有智猛法师也曾去印度取得《涅槃经》梵本，回国在凉州译出二十卷。后人常常将他的梵本、译本和昙无谶的混为一谈；实际智猛回中国远在昙无谶译经几年之后，他们之间无甚关系）。
昙无谶所译的经，除去上面所说的二部以外，又还应嵩、朗等的请求，译出《方等大集经》三十卷、《悲华经》十卷、《方等大云经》六卷、《金光明经》四卷、《优婆塞戒经》七卷、《佛本行经》五卷、《菩萨地持经》十卷（以上都现存），《海龙王经》四卷（缺本）、《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一卷（缺本）。总计所译现存本和缺本一共十一部一百一十二卷。这些翻译文词华丽，尤其是他所译的《大涅槃经》和《佛本行经》富于文藻。且能婉转表达出本旨，不曾走样，所以道朗的《涅槃经序》说他‘临译谨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此外，《法上录》说《大方广三界经》是他所译；《长房录》说《腹中女听经》、《文陀竭王经》和缺本《胜鬘经》、《罗摩伽经》、《楞伽经》、《须真天子经》、《功德宝光菩萨经》也都是他所译；但前种译文风格不像昙无谶的，后五种翻译的原始记录不明，都不可信。至于他译经的年月，除《大涅槃经》以外，只有《优婆塞戒经》依据经记说是玄始十五年（４２６）四月河西王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请译，七月译完，另外就无可考了。南宋以来的《僧祐录》刻本，对于昙无谶的译经，很多都注出年月，来历不明，难以轻信。
后来北魏主拓跋焘听到昙无谶会种种技术，派人到北凉迎索昙无谶。蒙逊既怕魏国强大不能拒绝，又怕谶去魏国之后，对他不利，阴谋除谶。恰恰谶当时有再去西域求《涅槃》后分之意。他赞助谶出发暗中派刺客在路上杀害了他。时为义和三年（４３３），谶年四十九岁。
昙无谶所传的涅槃学说，在中国佛学上曾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所译的《涅槃经》中，发挥一切众生都具备能自觉成佛的佛性因素，乃至断了善根的一阐提也不例外。这引起当时佛教界里的激烈争论，而开创了义学上涅槃师的一派。《高僧传》说他译经当时道俗几百人，疑难交加，谶随机释滞，清辩若流。又说竺道生在谶译《大涅槃经》未到之前，看到略本六卷《泥洹》，就分析入微，说一阐提人都能成佛，因而遭到保守派学者的反对并被驱逐。但他仍很自信地说，如果他的主张不违真理，愿得死在讲座之上。后来昙无谶所译《大涅槃经》传到南方，果与道生所说相符。道生就在庐山开讲，讲毕真的死在讲座之上。这一故事反映出当时佛教界里在佛性问题上争论的激烈以及对谶译大本《涅槃》是如何重视。此经译出后，在凉州即有道朗作序和注疏（见隋吉藏《大乘玄论》）；智嵩是译时笔受者，他也用新译经论在凉土教授，辩论深义，著成《涅槃义记》（《魏书·释老志》）。经本传到江南，又由慧严、慧观和谢灵运等重加修订成南本《涅槃经》。从此南北各大家，都提倡《涅槃》，讲疏竞出，直到唐初不衰。唐代慧均僧正的《大乘四论玄义》卷七讲《涅槃经》讨论正因佛性的有本三家末十家，可见其学说发展的一斑。
其次，印度大乘佛教的戒律，到了《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才把散见各经有关大乘戒律总集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昙无谶首先把它译为中文。他初到敦煌就重视这戒律的翻译工作。译本与后来唐玄奘所译比较大致相同，只缺少善开性罪一条。因为条文里有反对统治阶级的说法，避免引起纠纷而删除了。他又译出《优婆塞戒经》和《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等一系列有关大乘戒的典籍，又译出《瑜伽地萨地》的同本《菩萨地持经》。《法苑珠林》卷八十九说，谶带《菩萨戒本》来时，沙门道进驰往敦煌亲自接受，以后从进受戒的有三千人，辗转传授迄至于唐，都是他遗留下来的规范。另外，大乘佛教重要经典，像《大集经》、《金光明经》以及佛传的重要作品《佛本行经》，都经昙无谶译出流行，对后来大乘佛教有相当的影响。（李 安）
求那跋陀罗（意译功德贤），中天竺人，本是婆罗门，因读《阿毗昙杂心论》有了体会，改信佛法。出家学小乘，后又深通大乘，当时的人都尊称他为摩诃衍。刘宋元嘉十二年（４３５）他经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泛海到达广州，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广州刺史车朗报告于宋文帝，文帝就派人接他到南京，安顿在只垣寺。当时的博学名士颜延之对他很敬仰，宋室的彭城王义康和谯王义宣也尊他为师，这样使他的译经工作很快就开始了。
他最初在只垣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开元录》载‘于瓦官寺译，梵本法显赍来’。现存本实只四十八卷，其中第二十三与第二十五两卷，是求那跋陀罗译的《无忧王经》误抄进去的）。接著在东安寺译出《大法鼓经》二卷、《相续解脱经》二卷。元嘉十三年（４３６）由丹阳郡尹何尚之为施主，在他那里译出《胜鬘经》一卷。又在道场寺译出《央掘魔罗经》四卷、《楞伽经》四卷（《开元释教录》卷五说此经是元嘉二十年——西元４４３年译）。当时有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语，慧观笔受，‘往复咨析，妙得本旨’（见《高僧传》卷三）。元嘉二十三年（４４６）谯王义宣出镇荆州，请他同去，安顿在辛寺。他在那里译出《无忧王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现存本误题僧伽婆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常由他的弟子法勇传译度语。除以上九部六十八卷以外，据《李廓录》记载，确为求那跋陀罗译的书还有《大方广宝箧经》二卷、《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三卷和旧题作出于《小无量寿经》的《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一卷。总计十二部七十三卷，现今都存在。《高僧传》载他还译出一卷《无量寿》（即《小无量寿经》）、《泥洹》、《现在佛名》、《第一义五相略》等，均已散佚。至于《长房录》载《老母女六英经》、《申日儿本经》等十七种也是他所译，那是不足信的。另外《李廓录》、《长房录》记载他所译的《虚空藏菩萨经》等二十一种，现在都是缺本，确否待考。
他在荆州，还应谯王义宣之请，讲过《华严》等经，弟子法勇传译，僧念为都讲，虽然要靠译人传言，但能往返表达出玄妙的义解。孝建初（４５４），谯王阴谋作乱，经他劝阻不听；并因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逼著他一道东下。后来王玄模督军打败了谯王义宣，依著孝武帝预先发布的命令，护送求那跋陀罗重回南京。他在荆州时写给谯王的信都有记录，没有片言只字牵涉到军事，孝武帝后来查明了越发敬重他。有一次问他想念谯王否，他回答说：‘受供十年，何可忘德，请许为之烧香三年’。孝武帝重他的义气也就慨然允许了。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卒，年七十五岁。
求那跋陀罗的翻译比较质直，但仍不失原意。所以法慈说他‘又谨传译，字句虽质而理妙玄博’（见《出三藏记集》卷九《胜鬘经序》）。像他在《楞伽经》中翻译‘如来藏识藏’、‘识藏名如来藏’等用语，虽然‘识藏’二字没有照汉文的意义倒转过来，而有‘回文未尽’之嫌，可是比较元魏菩提留支译的‘如来藏识不在阿黎耶识中’，把阿赖耶与如来藏截然划分为二，就显得符合于原意了。这也可见法慈评语之正确。
求那跋陀罗的翻译能够有系统地传播他所宗的瑜伽一系学说的。这一系学说的构成，来源有：上座部的禅法，以《杂阿含经》作依据；从如来藏发展为藏识的说法，以《央掘魔罗经》、《胜鬘经》作依据；从胜义谛无性发展为三自性的说法，以《相续解脱经》（即《解深密经》）作依据。这些经典求那跋陀罗都译了出来。最后瑜伽学系通过唯心所现的理论，组织独到的禅观法门，详细叙述于《楞伽经》，求那跋陀罗对它更一字不遗地做了直译功夫。这在修辞方面虽没有能够文从字顺，但就意义言，可算是很忠实于原本的。由于求那跋陀罗传播了这一禅法的种子，后来得到达摩、慧可等人的培养，形成一派专讲《楞伽经》的楞伽师，终至蜕化为中国的禅宗。在楞伽师的传承里，本来就认求那跋陀罗为第一代祖师，并传有他所教导的‘禅训’，说了一些安心的方法，成为楞伽师理论的重要根据。由这些事实，可见求那跋陀罗不单是个禅师，并还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位宗师，他和菩提留支、真谛等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李 安）
佛驮跋陀罗，简称佛驮跋陀，意译‘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他原是释迦族甘露饭王的后裔，住劫比罗伐窣堵，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带经商，迁居出来。五岁时，父母相继病故，寄养于舅家。十七岁出家，在诵经时显出异常的聪明，一天读完一个月的功课。受了具足戒后，更加勤学，博通经典，以精于禅定和戒律出名。其后去罽宾，跟当时大禅师佛大先进修；在那里遇中国僧人智严。智严请他到中国弘法。这正符合他的素愿。他俩在旅途中历尽艰难，先走雪山，继改走海道，辗转三年，才到达中国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晋义熙四年（４０８），他俩听到鸠摩罗什在长安，就前去拜见。住长安的宫寺（一矨齐公寺），初和罗什相处甚好。在学问上，他们互有商量，发挥奥义。但他们的学风不同，师承渊源也各异。罗什专弘经教，特别是龙树一派的大乘学说，得著姚秦统治者姚兴的信任。罗什和门下两千多人，出入宫廷，声势显赫。佛驮跋陀谨守声闻乘上座部的教学规模，修禅习定，聚徒数百人（像智严、宝云、慧观等有名人物都在内），甘于淡泊，不喜繁华。罗什也传授禅法，不过只介绍了上座部旧师各家禅要，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而佛驮跋陀的禅法是从上一派相承，保持了它的纯粹性（关于佛驮跋陀的师承，僧祐有记录，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由于这些分歧，发生了隔阂。义熙七年（４１１），佛驮跋陀偶然说了一些自炫神异的话头，便掀起了风波。当时罗什门下僧（此字缺）、道恒等指摘佛驮跋陀犯了妄语戒，借著群众的势力，逼他离开关中。佛驮跋陀的门徒一时感到威胁，几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观等四十余人随从佛驮跋陀南下去庐山。那时慧远住在山中，早就听到佛驮跋陀的声名，及相见，异常欢喜。慧远又了解到佛驮跋陀被驱逐的不合情理，特为写信给姚兴和关中僧众，替他解释并要求取消了判他为犯戒的处分。
佛驮跋陀在庐山为慧远译出了有关修禅的专著《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这对慧远的修持给予很大帮助。佛驮跋陀的志愿是要往各处弘化，一年后，义熙八年（４１２）秋，他便离开庐山西游，到了荆州，受到当时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刘裕的尊敬。不久（义熙九年即４１３春间）他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他仪表朴质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
佛驮跋陀到扬都后，依旧传习禅法；所住道场寺，一时成了‘禅师窟’。不久，法显游历印度归来，他们开始合作，从义熙十二年到十四年（４１６—４１８），先后翻译了法显携归的梵本经律《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他积累了好些翻译经验，到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受孟顗、褚叔度的启请和沙门法业、慧严等一百余人于三年中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十卷（后来改分六十卷，称为六十《华严》）。这一大部经典的梵本有三万六千偈，原来是西晋沙门支法领从西域于阗取回来的，一向无人翻译。直到佛驮跋陀才完成这一大译事（罗什先翻了《华严经》中的《十住品》，佛驮跋陀译本就完全采用它的译文；其余各品和它配合，当然也受到了罗什译文风格的影响）。大体上斟酌文义，符合原本的意旨。这部经文对后来佛教义学的发展关系甚大。翻译地也以‘华严堂’为名以示纪念。佛驮跋陀于刘宋元嘉六年（４２９）圆寂，年七十一岁。
佛驮跋陀的翻译除了以上七种外，现存的还有：《出生无量门持经》一卷、《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卷、《文殊师利发愿经》一卷、《观佛三昧海经》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种，《净六波罗蜜经》一卷。总计佛驮跋陀所译共十二部，一百十三卷（《高僧传》说他译经十五种，一百十七卷，计算有误。又《开元释教录》刊定他的译本里有《新无量寿经》二卷，即宝云译本的重覆记载；《方便心论》一卷，即《修行方便禅经》的误传；《过去因果经》一卷，出处有疑；都不计入）。
佛驮跋陀的翻译虽有多方面，但专精禅法。慧远作《禅经总序》载，佛驮跋陀曾译达摩多罗和佛大先两家的法门，现存《禅经》仅介绍了佛大先的渐修一法。这就是从二甘露门（数息和不净观）方便、胜进两道各别的退、住、升、进，决定四分开始，进而观界，修四无量，观蕴、处，以至畅明缘起，达到禅定的成就。至于达摩多罗禅观的详细内容已无可考（后人仍称佛驮跋陀译本为达摩多罗禅经）。又佛大先所传禅法次第本属上座部瑜伽师地（旧译修行道地）一类，从安世高以来已传入中国。到了佛大先，更推进一步，‘搜集经要，劝发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驮跋陀的传译就为稍后的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这在中国佛教义学的历史上是有意义的。（吕 澄）
菩提达摩（通称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他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５２０—５２６，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
达摩抵魏，游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有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并亲近和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真诚，传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看中国人的根器于此经最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离世间。
随著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首先是传说达摩到金陵（今南京）时和梁武帝的问答。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的最古文献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７７４年间撰）和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之上。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以后，它便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了。
达摩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但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的禅法，据敦煌出土资料，古来作为达摩学说而传的许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说’似乎是达摩真正思想所在。唐净觉《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达摩弟子昙林记录而传出。据昙林的序文说，他把达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为《达摩论》；而达摩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亦名为《达摩论》。这两卷论文理圆净，当时流行很广。
现在一般作为达摩学说的有《少室六门集》上下二卷，即：《心经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六种。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一名《大乘法论》）等，以及朝鲜梵鱼寺所刻《禅门摄要》上下二卷，日本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所收关于达摩诸论文。这些著述内容大致都差不多。
达摩‘二入四行’的禅法，是以‘壁观’法门为中心。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载：‘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所谓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属于教的理论思考，行入是属于实践，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
理入和行入的名称，见于北凉所译《金刚三昧经入实际品》第五。但《金刚三昧经》说的理入是‘觉观’，而‘壁观’是达摩传出的独特禅法。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末对达摩禅法的评价说：‘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壁观禅法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即启发信仰时不离圣教的标准，构成信仰以后教人‘不随于文教’，即不再凭借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为主，行入为助。
后世佛教徒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达摩禅法的标志，因它直以究明佛心为参禅的最后目的，所以又称禅宗为‘佛心宗’。又有人因达摩专以《楞伽经》授人以为参禅印证，因而称它为‘楞伽宗’。
达摩的师承已无可考，后人为追溯传统遂有种种说法。《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肯定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是一脉相承的。吉迦夜、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说法。唐智炬《宝林传》（成于８０１年）以印度自迦叶传至狮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此说为五代南唐泉州静、筠二师所集《祖堂集》（成于９５２年）、永明延寿《宗镜录》（成于９５７年）所继承，又为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成于１００４年）和契嵩《传法正宗记》（成于１０６１年）所依用，后来即成为禅宗的正统说。
达摩的弟子有慧可、道育、僧（一作‘道’）副和昙林等。‘慧可’另见本书专条。
道育，一作慧育，他和慧可一同亲事达摩四、五年，是达摩最初及门弟子之一。他从达摩学了禅法，专重个人内心修持而少对人讲说。他的事迹已不明，只有《景德传灯录》卷三等记达摩临终时自许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总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传说，可以想见其禅学程度之一斑。
僧副，俗姓王，太原祁县人，是达摩剃度的弟子。南齐建武（４９４—４９７）年间住钟山（今南京）定林下寺。他忻慕岷岭峨眉的胜景，趁萧渊藻出镇蜀部（今四川）时随从入蜀，因而使禅法流行四川。后来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５２４）寂于金陵开善寺，年六十一岁。
昙林自称是达摩的弟子，曾记录过达摩的‘二入四行说’。《慧可传》中称他为林法师。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武定元年（５０８—５４３）之间，他在洛阳和邺都参与译经事业，在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译场任笔受，是当时参加译经的重要人物。他博学善讲，在邺都常讲《胜鬘经》。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被斫掉一臂，人称‘无臂林’。昙林早年虽曾亲近达摩，但他以禅法与义学并重，因此后世所传达摩临终对在侧弟子们分别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说法，没有提及昙林。昙林在传承达摩禅法上所记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于中国禅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迹。（林子青）
僧祐是齐梁时代的一位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专区邳县），生于江南建业（今南京），俗姓俞氏。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当时在建业城内）礼拜，欢喜踊跃，就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在钟山）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见《高僧传·昙摩密多传》）门下，法达‘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同时法献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纯，德为物范’（《高僧传·法献传》），僧祐都从而服膺奉事，执操坚明。受具以后，又受业于法颖；法颖是当时的律学名匠，僧祐随侍尽心钻研二十余年，终于精通律部，有名于当世。法颖逝世（齐建元四年，４８２）后，永明年中（４８３—４９３）竟陵王萧子良每请他开讲律学；由于他披释精详，辩解入微，因此听众常七、八百人。又奉齐武帝敕，往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去试简僧众，并讲《十诵律》，说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来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并在两寺造立经藏。从此以后，在他后半生数十年中，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席，‘春秋讲说，七十余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祐法集总序》），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也就在于传弘律学。
僧祐所传弘的律学，即是中土流传最早的萨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十诵律》。这是由于当时四部广律（《十诵》、《五分》、《四分》、《僧祐》）虽都已在中国译出，而由北印度罽宾传来的萨婆多部《十诵律》在中国最为流行。法颖律师就是盛弘此律的巨匠，僧祐长期从他就学，故亦弘演此律。他在所撰《萨婆多部记序》中说：‘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可见其律学师承的严谨。
僧祐关于律学的撰述，有《萨婆多部记》五卷和《十诵义记》十卷，前者属于历史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师承传记；后者属于义理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义解记述。这两部律学著作都是他中年以后——即四十几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作品，是古来萨婆多部《十诵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这两部书都早已亡佚不传，只《出三藏记集》中略载它的目录和序文而已。
僧祐生平在弘传律学而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艺术事业，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略如下述：
一、造立经藏 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而它的动机似乎受自其师法颖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十三《法颖传》载：‘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僧祐更扩大这一事业，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并各有文记载其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目录）。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同上）。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见《梁书》卷五十《刘勰列传》）。后来慧皎在《高僧传》中也称述僧祐‘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劳绩。
二、撰制经录 僧祐在两寺建立经藏，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实为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并增补而成。僧祐在此书中自称：‘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出三藏记集》卷二）。他在此书的撰制当中，曾经‘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同书《序》），旁征博考，确实费过不少功力。此书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值得后世学人的凭借研究和珍视。
三、佛教文史著述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并自序称：‘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现只《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余五种均佚。
四、佛教工艺的业绩 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等记载和文献甚多；可见他对于佛教艺术的兴趣和修养甚深，曾被当时朝野缁素人士所一致推崇。如《高僧传》卷十一本传载：‘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其中光宅寺铜像，系梁天监八年（５０９）僧祐奉敕监造，用铜四万三千斤，铸成丈九佛像，其庄严精美，被称为东方第一（见《高僧传》卷十三《法悦传》）。嗣天监十二年（５１３），僧祐又奉敕监造剡县（浙江嵊县）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在这以前摄山大佛和千佛岩，创始于齐仲璋，齐梁时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发心出资依山造像，僧祐常为之规画并监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又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临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莹饰镂刻。临川王是僧祐的虔诚信徒和有力护法，因之这项工程是出自僧祐的规画无疑。可见僧祐在佛教工艺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五、教学的风范 僧祐当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而他化导门下，于律部以外，也以经论文史为先。据《续高僧传·明彻传》：‘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又同传《宝唱传》：唱投僧祐出家，咨禀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壁》、《续法轮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名僧传》等。宝唱自称：‘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刘勰也依僧祐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区别部类，广制文记，于定林寺，撰制经证。这都显示僧祐的学风和他门下的文采风度。
他因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晚年脚疾，梁武帝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他的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梁天监十七年（５１８）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刘勰撰文。（高观如）
慧光是南北朝时代的义学高僧。俗姓杨，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人，十三岁时，跟随父亲入洛阳，归依了佛陀扇多，不久，佛陀便度他出家，常为人讲经，有圣沙弥之称。佛陀以戒律为智慧的基本，令他先听讲《四分律》。既而回乡，受具足戒。后到洛阳参学，并贯通了南北方言，从事著述。当时译师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家，分别翻译。助译者方言各异，以致传述分歧而发生争执。慧光也列席译场，他既谙习语言，常常为之沟通，完成译业。就在此时，他曾受教于勒那摩提，得其传授。后来撰成《十地经论疏》，发挥经论的奥旨，《地论》学派由此流传。他又注解《华严》、《涅槃》等经，并造《四分律疏》，删定《羯磨戒本》；又著有《玄宗论》《大乘律义章》等。但以上著述现存的只有《华严经义记》卷一的断片（现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其余都散佚了。东魏时（５３４—５５０），他任国僧都。北齐时（５５０—５８０），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转任国统。学者称他为光统律师。后来在寺圆寂，年七十岁。
慧光是地论师南道派的开创者。关于《十地经论》的传译，在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间，有不同的见解，从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和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之间，也显出师承的不同。这样《地论》的弘扬，以相州（即邺都）为中心，慧光、道宠南北两道分为两派。后来北道派受了摄论学派的影响，而有变化，南道派保持了纯粹的传统，并且名德辈出，独盛一时。慧光的著作虽多不传，但在他的再传弟子慧远所撰《大乘义章·八识义》中，看得出这派学说的特别主张，是说阿黎耶识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真如、法性，而为一切法缘起的本源。
慧光的弟子很多，传承他的地论学说的，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遵、昙隐等，其中以法上为上首，道凭四传到智俨，开辟华严立宗的端绪，所以华严宗也可视为南道地论师系统的发展。
慧光又是四分律宗的开祖。《四分律》从北魏道复律师继承法聪，作科文式的《律疏》四卷以后，才打开研习的门径。慧光更根据律家的口传，继续研究，作《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戒本》，遂为法侣所传诵。每次开讲常有僧众千人列席，后世推他为四分律宗的开山。慧光弟子中传承四分律学系统的有道云、道晖、洪理以及曾宗奉道复的昙隐等。由道云三传至道宣，律宗乃完全建立。
另外，慧光对于教判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有三教、四宗两种教判说。三教是说渐教、顿教和圆教。他说释迦一代的教法，为根机未熟的先说无常后说常，又先说空后说不空，渐次而说，这是渐教。为根机成熟的，于一法门具足说常与无常、空与不空、更无渐次，这是顿教。又为上达分段佛境的，说如来果德圆满自在的法门，这是圆教，也就是《华严经》所说。这种渐、顿、圆三教说，后来就成为‘南三北七’中北七教判的通相。四宗是说因缘宗、假名宗、诳相宗、常宗。慧光以为一代佛教中，第一、萨婆多部的毗昙学说，诸法各有体性，皆从六因四缘而生，可以称为因缘宗。第二、《成实论》说一切法皆无实体，但有假相假名，可以称为假名宗。第三、如《大品》及《三论》说诸法不但无有实体，即假相亦虚诳不实，可以称为诳相宗。第四、《涅槃》、《华严》等，说常住佛性，可以称为常宗。这个四宗教判，是慧光依《地论》南道派的主张对当时盛行的经典和学说所作的判断。（黄忏华）
昙鸾，是南北朝时代北魏弘传净土教的一位高僧。他生于今山西大同的雁门（唐迦才《净土论》作并州汶水人），因家近五台山，从小就听了有关文殊菩萨灵异的传说。十余岁时，即登山访寻，备见遗迹，心里非常感动，于是出家，广学内外经典。他对于尤树一系的《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四部论及佛性义的研究特别有心得。
后来，他读《大集经》，感觉到经中的词义深奥不易悟解，即著手写作注释，写了一半多，忽然得了气疾，暂时停笔。于是出门寻医疗治，到了汾州，气疾忽然好了，又想继续写作；但又感到生命短促，如果不获长年，便难完成一切志愿。听说江南隐士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精研神仙方术，学问渊博，远近推重，即南游相访。当时江南梁朝对于北人入国是不轻易容许的。昙鸾到了梁都建康（今南京）之后，经过官府的勘问并引见梁武帝。武帝知道他并不是北朝的奸细，即请他入重云殿和他谈论佛性的深义，昙鸾的见解很受梁武帝的赞许。
这时陶弘景住在句容的茅山，深受梁武帝的尊敬，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昙鸾在建康先写信给陶弘景说明来意，表示愿从他学习仙术。陶弘景也早慕昙鸾的高名，接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昙鸾到茅山后受到陶弘景殷勤的接待，不久即授与《仙经》十卷。昙鸾即携经辞还北魏，欲往名山如法修炼。
昙鸾回到洛阳时，遇见北印度三藏法师菩提流支，即向流支叙述自己的愿望，并问他佛法中有没有胜过此土《仙经》的长生不死之法？菩提流支告以《仙经》比不上佛法，并且仙术也不能长生，即以《观无量寿经》授给他说：这是大仙方，依此修行，便能解脱生死。昙鸾受了这一番教化，即把随身所带的《仙经》烧掉。从此精修净业，自行化他，逐渐得到广大群众的皈依。魏主尊号他为‘神鸾’，并敕住并州大寺（故址在今太原）。他晚年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又时常到介山（今介休县绵山）之阴集众念佛，后人称其处为鸾公岩。东魏兴和四年（５４２），昙鸾因疾入灭于平遥的山寺，时年六十七岁。魏主敕葬于汾西泰陵文谷，营造砖塔，并为立碑。
关于昙鸾入灭的年代，在唐朝已有异说。迦才《净土论》卷下的《昙鸾传》载‘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此外，据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中的愿主题‘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来，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５５４）以后，但这也还不能作定论。
昙鸾的著述，根据《续高僧传》卷六及《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九等所记，共有十种。其中，《大集经疏》现已不存。《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调气方》、《服气要诀》四种，似乎是同本异名的关于气功之类的医书。据《续高僧传·昙鸾本传》载，他能调心练七，对病识缘，名满魏都。他所著的《调气论》，隋著作郎王邵曾加以注释，可见昙鸾在医学上是有造诣的。他的《大集经注疏》尚未完成，未见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