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年譜

（文鈔應世之時期1912～1929）

沈去疾居士編著

公元一九一二年

公元一九一三年

公元一九一四年

公元一九一五年

公元一九一六年

公元一九一七年

公元一九一八年

公元一九一九年

公元一九二０年

公元一九二一年

公元一九二二年

公元一九二三年

公元一九二四年

公元一九二五年

公元一九二六年

公元一九二七年

公元一九二八年

公元一九二九年

公元一九一二年 壬子 民國元年 五十二歲

在普陀法雨寺晤高鶴年。高氏恭敬開示。大師曰：「六祖言：『於一切時，自淨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人無我，直至菩提云云」（一）。高鶴年居士臨行攜去大師之佛教論文四篇至滬，登刊於《佛學叢報》。署名「常漸」（二）。大師約高氏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師關房暢談諸家淨土文。

（一）見《紀念文集‧印光大師書傳跋》，及《三編‧與高鶴年居士書》，信後附有《覺有情》編者陳法香題識。

（二）據《苦行記》：「狄楚青居士發心辦《佛學叢報》。余至海上索師文稿，編入叢報，師用『常漸』之名，『印光』二字，無人知也。」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見《增廣》第二卷）

淨土決疑論（見《增廣》卷二『論』第一頁）

宗教不宜混濫論（見《增廣》卷二『論』第九頁。文中括弧內注文乃大師原文中所附自注，用小字添於原文句後者。）

佛教以孝為本論（見《增廣》卷二「論」第十二頁）

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見《增廣》卷二「論」第十三頁）

公元一九一三年 癸丑 民國二年 五十三歲

四月初八日，作《與高鶴年居士書》（一）。

（一）見《三編》上冊卷一第四四頁。

按：函中所云「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錄出四論以登叢報」即指高氏於民國元年攜去之四篇佛教論文。此函後但署 「四月初八日」。信後附有《覺有情》編者陳法香的題記。陳法香將此信考證定為「民國三年」所寫，誤也。茲將陳氏題識引錄於下：

（陳按）：印光大師隱居普陀山，初無人知。高鶴年居士遊山，乞其論文四篇。一，《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二，《宗教不宜混濫論》；三，《佛教以孝為本論》；四《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皆登於上海狄平子居士創辦之《佛學叢報》。其第一篇署名「常漸」，登於《叢報》第九期，係民國三年陽歷二月十五日，即民國二年陰曆九月初二日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漸」。第三、第四篇則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則於《叢報》第十期登出。此四篇論文可謂印光大師初轉法輪。從此龍天推出，大放光明矣。承鶴年居士出示右書，未舉年份。書中所云「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錄出四論，以登《叢報》。」則右書確為民國三年陰曆四月初八日所寫。此書極有佛教歷史價值，未見於正續《文鈔》，爰付本刊，以公諸世。

《覺有情》半月刊編者陳法香謹識

按：陳氏將此函定為「民國三年」是弄錯了。高鶴年至普陀取去論文四篇，時在民國元年。《永思集》之「行業記」、「苦行記」，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等，俱有一致明文記載。印光法師後於民國十二年「復卓智立」書中亦清楚記載：「及高鶴年居士於民國元年至法雨寺訪晤，紿去數稿，刊登於《佛學叢報》，始漸接物。」則此信寫於民國二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年）無疑。決非民國三年。（以印祖原函有「去秋」兩字。）

公元一九一四年 甲寅 民國三年 五十四歲

與狄楚青居士（一）晤於浙江普陀山。提議狄流通《揀魔辨異錄》。狄氏返上海，乃將是書石印一千部（二）。

（一）狄楚青（？——一九四一），名葆賢，字楚青，一字平子，又號「平等閣主」。維新派人士，近代佛教學者。江蘇溧陽人。早年與康、梁觀點相近，主張變法。與譚嗣同等遊，過從甚密。「戊戍」後，逃亡日本。一九００年歸國，至滬，入唐才常發起之「正氣會」。後唐才常等赴漢口創設「自立軍」，狄則留滬任聯絡，籌措糧餉、軍火，以為策應。事敗，唐殉難。狄氏二次出亡日本。後歸國集資經營新聞出版事業。一九０四年，於滬創《時報》。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於滬辦《佛學叢報》，設「有正書局」。曾推薦月霞法師至滬弘法，創華嚴大學。一九三一年，與葉恭綽等發起影印宋版《磧砂藏》於滬。其於佛法，初則篤信淨土，後皈依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經其指點，始得大悟。夫人汪氏觀定於禪亦頗有悟解。生平好詩詞書畫，著有《平等閣詩話》。著作另有《平等閣日記》，詳載學佛心得及因果輪迴故事。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對中國文化之掠奪、摧殘；狄氏亡命東洋，輾轉朝鮮，經遼寧、瀋陽至京，沿途所見聞國人悲慘景象，《日記》中亦有載錄，故具史料價值。

（二）《三編》卷一上冊第十頁「復如岑法師」：「民國三年，狄楚青來普陀。光勸伊流通此書，云：當向諦公處請其書。伊云：『我有。』問從何而得？云『在北京爛貨攤買的。』伊回申，即付印刷所，照式石印一千部。以八部送光。」

公元一九一五年 乙卯 民國四年 五十五歲

仍在普陀山法雨寺。

是歲高鶴年在終南山營修僧尼普同塔、念佛堂。且擬造大覺精舍茅蓬，預備迎請大師返陝。

公元一九一六年 丙辰 民國五年 五十六歲

三月，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謁大師，始皈佛門（一）。

（一）見《圓瑛大師年譜》第一一四頁。

公元一九一七年 丁已 民國六年 五十七歲

是歲作《與徐福賢女士書》（一）。

徐蔚如（二）居士得「與其友」三函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三）。

三月四日，復丁福保居士書一（四）。

四月十八，復丁福保居士書二（五）。

六月十八，復丁福保居士書三（六）。

夏，與徐福賢女士書。秋，津京水災。高鶴年與滬上諸居士合組佛教義賑會。復至普陀山與大師會晤（七）。

陝人王典章專程至普陀法雨寺謁師。大師與之深相投契。王住居二星期，日必數面，且同食焉。某日五、六時未晤，大師忽以一函示王，乃復徐福賢女士書也。及王下山歸，大師送之，且曰：「君年已漸老，若研究佛學，恐不可能，只好塌實念佛，以求往生極樂，方不負我倆人相見因緣。」（八）

六月廿三，復丁福保居士書四（九）。

七月初五，復丁福保居士書五（十）。

十一月初二，復丁福保居士書八（十一）。

（一）（《與徐福賢女士書》見《增廣》卷一「書」第五一第五四頁）

按：《增廣》正編《文鈔》中，唯《與體安和尚書》一篇有明署年月日期可稽。此《與徐福賢女士書》之寫作日期乃據王典章居士所記考得。閱大師紀念文集中陝人王典章文，始知大師此函乃作於民國六年，即公元一九一七年夏季也。此信至為重要，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則消一份罪業，增一分福德；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諸語，即源出此，皆大師誨導之名句也。當己巳仲夏，余困殆病業，自以為世壽將終，然亦不欲人知之也。乃往辭湧淵老居士。湧老為余說法開示，中引數語，精妙之至，頓啟心扉。敬問此數語是前代何位菩薩或高僧大德所言。湧老居士云：此乃《印光大師文鈔正編》中所說也。大師文鈔余早年即有之，然藏諸簏底，未之閱也。歸而檢出，閱至「斷斷不可遠離家鄉，出家為尼」等語，誦之，禱之，拜之，不覺汗津津，淚涔涔，而恍然若夢回也。深信苟非菩薩乘願而來，焉得有此等語哉！余之歸心淨土，服膺印光大師，乃至發心編纂大師之年譜，此亦其緣起之一所在耳，故為之記。

（二）徐蔚如（一八七八——一九三七），近代佛教居士、刻經家。名文霨，字蔚如，號藏一。受其母信佛熏染，始研習佛典。皈依諦閑法師後法名「顯瑞」。一九一八年集印公文稿書信出版《印光法師文鈔》。復又創立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等，以流通佛典為己任。所刻經尤為精湛者，則推《華嚴經探玄記》、《華嚴經搜玄記》、《華嚴綱要》。一九三七年，日寇侵佔華北，徐氏與天津佛教居士籌辦難民婦孺臨時收容所，收救難民，未幾病卒，享年六十。

（三）見《行業記》：「逮民六年（師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

（四）見《三編》卷一上冊第五九頁：「白衣咒，未見出處，想菩薩俯順劣機，夢授之類也。然以至誠心念者，無不所求皆應，有願必從。......俗念增數句，乃祝願之詞，有亦無礙。」按：「白衣大士神咒」即「白衣咒」，《大藏》密部未列此咒，但《大藏》內《法苑珠林》第六十卷《咒術篇》，第六十八「咒術部」有此咒文。名「隨願陀羅尼」。《法苑珠林》一書成於唐初，顯然唐代以前，此咒已廣泛流傳，靈感非凡。今恭錄於左，誦者可日與《大悲心陀羅尼》並持之。

白衣大士神咒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三稱三拜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怛只哆 唵 伽羅伐多 伽羅伐多 伽訶伐多 伽羅伐多 羅伽伐多 娑婆訶

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

南無摩訶般若波羅密。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字仲祐，別號疇隱居士。生於無錫，原藉江蘇常州。著名佛教居士、職業醫生、藏書家、出版家。二十二歲入江陰南菁書院，翌年考取秀才。一九0一年，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學醫及數學，次年又考取上海東文學堂學日文。一九０五年閱讀釋氏語錄，續又結識楊仁山居士，得聆佛法要義。一九０八年起，在滬行醫，並創辨醫學書局，刊醫書。一九一一年以後長居上海，繼續行醫，刊行書籍。且參與地方之公益事業，於弘揚佛教尤有貢獻。一九五二年病故。丁氏一生編撰甚富，著作等身。先後編纂譯著有：算學書十種；健康長壽法書廿六種；文字學九種；文學詩詞學八種；古泉學八種，醫學七十五種；雜著九種；德育十種；道學二種；佛學三十四種『在其所編著之佛學書籍中，較著名的有：《一切經音義提要》、《翻譯名義集新編》、《佛學精華錄箋注》、《六祖壇經箋注》、《六道輪迴錄》、《佛學指南》、《佛學起信論》及《佛學大辭典》等。

（五）見《三編》卷一上冊第六十一頁。

（六）見《三編》卷一上冊第六十三頁：「今寄《印光文鈔》一本，祈垂麈政。此鈔係海鹽徐蔚如排印施送者。.....今春三月末，持三十本至山訪光，又將其餘蕪稿一併要去。擬欲將己印未印一併編輯，刻諸棗梨。」按：此《印光文鈔》乃大師文鈔最早刊本，只分兩冊，非今之四冊本《增廣文鈔》正編。

（七）見《苦行記》：「民國六年秋，京津大水為災。滬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樓諸居士電囑下山救濟。又接師及諦老函，謂救災即是普度眾生，亦是保護佛法。故此出山，將自了之念拋棄。時天寒地凍，大雪封山，冒險便道京津勘災，事畢，南下隨到滬上。狄楚青、虞洽卿、王一亭、程雪樓、應季中、朱葆三及盛府諸居士，合組佛教慈悲義賑會。推余往各處勸辦分會，負擔總務及查放事。余先到寧波，觀宗諦公發心允設分會。隨至普陀，師與了清方丈招集錫麟堂了餘上人、長庵老當家、佛頂文質和尚及諸山長老，說明北方賑災救濟事。設分會於普陀，隨緣樂助。次早，師辦陝西小米粥油餅賜食早餐，並談某某老先生來山請皈依我，我決不准，並送香金，分文不收云云。余再三頂禮勸師。如有真正發心請求者，務說方便皈依。普度眾生，適合佛祖遺風。如違常住之規模，余向老當家及方丈請通過。師始含笑點頭允之。師云：我僅存拾元，取出交汝帶滬。余再四不收（縱然有款，理應送交分會），告別。師囑賑事畢來山休養。（《永思集》第二十頁）

（八）見《紀念文集》載王典章《印光法師圓寂感言》：「民國六年夏，余解組粵海道尹，返至上海，晤雲南王采臣先生人文，新從普陀歸來。謂：「該山有印光法師，為君之同鄉，虔修淨土，回己恒流。」余久聞普陀名，因動往謁之念，搭舟以行。次日到山，直趨法雨寺，夕陽己西下矣。投剌求見，寺中知客謂時己晚，約以明朝。再三請其轉達，師即出現，隨同晚餐。傾談之下，深相投契，設榻樓上。余住居兩星期，日必數面，且同食焉。寺僧無不異之。以師每遇同鄉，只見一面，或留一飯為止。深訝余之破格也。次晨邀余參佛，拜跪稍快，即正色曰：「禮佛須恭敬，不可草率。」余謹服其言。乘間問佛與儒教，比較如何？良久答曰：「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蓋以儒教係世間法，佛教乃出世法。合過去、現在、未來而為一者也。」余初疑之。及閱師文鈔，漸有所悟，然尚未深知也。一日，五、六時未晤，師忽持一函相示，乃《復徐福賢女士書》也。女士求來山皈依。師以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洋洋數千言，反覆開導，字字珠璣，苦口婆心，一洗尋常習慣，心折益深。山中名勝，師偕余遍觀。一日乘山兜依巖行，下臨巨海，驟遇颶風，師大聲念佛，履險如夷。行至佛頂山，有觀經僧家十餘人，當面請示，師一一解釋，如數家珍，毫不思索，余更為敬服。法雨寺藏經樓，藏有新舊全藏兩部，師一一校正。所有錯誤，均以硃書另注於旁。余擬請人抄出。名曰《印光法師全藏校勘表》，此願迄今未償，思之輒為遺憾。迨余下山，師送余曰：「君年己漸老，若研究佛學。恐不可能。辦好塌實念佛，以求往生極樂。方不負我兩人相見因緣。」此返滬，以師與徐女士書示內子。詰趄余起，內子己在室中設佛位念佛矣。

七年，余寓蘇州，師每赴揚州刻經，必赴余家。十一年夏秋之間，江南北大水，當道邀余赴南京主持振務。師至喜，告余曰：「夫人請皈依，即在君家佛堂為之說法。」責余念佛不及內子之虔。時余在南京，與妙蓮、心淨兩和尚及魏梅蓀、龐性存諸居士，議在下關三汊河買方氏地為放生池。師極贊成，助洋兩百圓。厥後購地至四五百畝，築九放生池，附設慈院，並建法雲寺為念佛清淨道場，皆師提倡之力也。十九年，師移錫蘇州報國寺閉關，當往謁，談輒移時。各方來皈依者，告以念佛方法，及三皈、五戒、八苦、十善諸法，殷殷開示，惟恐人之不曉。余戲問曰：「師對人開示，余聞之熟悉。」師曰：「居聞雖熟，他人只此一次，故不能不詳盡。」誨人不倦，可見一斑。余家大小，依次皈依，余亦懇求，師曰：「君與我為方外老友，宜皈依佛，不必拘此跡。」但余之心，則不啻皈依焉。

「九一八」事變後，余擬返陝，往商，師曰：「歸家良是，但中國之禍，不知何時方休耳！」厥後每到蘇，即時時往謁，輒不令遞去。二十六年，余赴京呼籲和平，至蘇流連十餘日，無日不見，見即言世界之禍，恐從此開端。余辭歸，依依不捨。後寺僧告余曰：「君去後，師投身關門外，望君不見，始己。」誰知此別、竟為永訣之日，可不痛哉！（《紀念文集》第一一０頁）

（九）見《三編》卷一：「十念一法乃慈雲懺主為國王、大臣政事多端無暇專修而設。又欲其立書一口氣為一念之法，俾其心隨氣攝，無從散亂。其法之妙，非智莫知。但只可晨朝一用，或朝暮並日中三用，再不可多。多則傷氣受病。切不謂此法最能攝心，令其常用，則為害不小。」「念佛聲默，須視其地其境何如耳。.......其功德唯有專心至志，音聲猶屬小焉。」「光於此數則，曾頗費研窮，去歲得一巧方便法，書示知己，皆同讚歎.....其法在《印光文鈔》第四十五紙第八行下，祈檢之。」（見《三編》第六十四頁）

原書按：檢《增廣》第一冊第四十五頁中並無大師所示方便方法，豈大師所指文鈔本乃《增廣》前更早之版本歟？

（十）見《三編》卷一上冊第六十七頁。

（十一）見《三編》卷一上冊第八十四頁。

與徐福賢女士書（見《增廣》卷一『書』第五一—第五四頁）

公元一九一八年 戊午 民國七年 五十八歲

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

正月廿五日，復丁福保居士書九（一）。

元月廿五日，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二）。

正月廿八日，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一（三）。

二月初七日，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三（四）。

二月廿八日，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四（五）。

五月廿一日，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五（六）。

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揚州，欲至揚州刻經院刻印經書。因初次出山，人地生疏，請高鶴年居士陪同。至滬，覓得一最冷落小廟——天臺中方廣下院住宿。由高氏介紹，大師與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諸居士會晤，廣說淨土因果等事（七）。

十月十五日，復高鶴年居士書二（八）。

是歲春，徐蔚如（文霨）以歷年搜訪所得之大師文稿二十二篇印於北京，是為《印光法師文鈔》初編。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謁大師，獲稿頗夥，並承知友錄稿見寄（九）。

（一）見《三編》卷一（上冊）第八十六頁。

（二）見《三編》卷一（上冊）第八十九頁。

按：此函信末注「民七元月廿五」而前「復丁書九」後注「民七正月廿五」。然觀其內容、語氣，則兩書絕不似同一日所寫，必有一誤在焉，始並仍之如舊。印光法師在此函中特地指出：《慧命經》乃是外道煉丹之書。辟之甚詳。甚至《慧》書引證《法華經》時，竄改經文中一字，改「餘」為「除」，亦被大師發現指出。大師自述云：「此書光初出家時看過。」可見其學問之淵博，知見之純正。釋迦佛曾誡弟子曰：「外道書可看不可信。」若夫蕓蕓眾生，學佛根基未定之人，以不看為妙，而況其餘未聞佛法者耶！至於有以外道之術、書，剽取佛經中一言數語，遂妄標之曰「佛家功法」者，則閱者尤宜小心。

按：《慧命經》為清代柳華陽著。柳華陽，約生於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其自稱：洪都（今江西南昌）之鄉人也。幼而好佛，先在皖水雙蓮寺出家落發，後又受伍守陽內丹秘旨，自稱道教北宗龍門派第九代。

（三）見《三編》卷一第九十二頁。

（四）見《三編》卷一第一００頁。

（五）見《三編》卷一第一０一頁。

（六）見《三編》卷一第一０四頁。

（七）見《永思集‧苦行記》：「民國七年夏，余賬畢返申。師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約往揚州刻經。以經資不敷，意在隨緣而不募緣，邀余相助。余隨至普陀，同師到滬，余擬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掛單，師堅不允，曰：『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氣辦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樂！又要化費錢文，消耗光陰。』於是再四思維，覓得最冷落之小廟——天臺中方廣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費伙食費二元（中方廣下院是照禪上人所開，乃興慈法師之師，余朝台時相識也）。由余介紹會晤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諸居士，廣談孔、孟諸家歷史及淨土因果等事，另有善信等多人，欲送香儀禮物，師卻之。到揚寓萬壽寺，開示於人，皆言信因果報應，老實念佛而已。余返里掃墓，復回揚城，送師返申，師仍回普陀。」

（八）見《三編》卷一第四十五頁。

按：大師於此函中婉轉勸導高氏放棄赴雞足山之行。所云：「惜有限之精神，辦末後之事業。其老年人第一要緊著子也。」

（九）見《增廣》附錄徐文霨跋語，第四冊卷四。

公元一九一九年 己未 民國八年 五十九歲

元月廿一，復謝慧霖居士書（一）。

永嘉周孟由居士（號念佛居士）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三懇求，必請收為弟子，師至此，觀察時機，理難再卻，遂為各賜法名。此為大師許人皈依之始（二）。

是年秋，徐蔚如居士又以錄存各稿三十八篇印為大師文鈔續編。冬，徐氏復應緇素之請，與商務印書館接洽，重付排印（三）。

三月廿五，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六（四）。

五月十五，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七（五）。信後附戒鴉片煙方及有關書評數則（六）。

六月十九，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八（七）。

十二月初四，復高鶴年居士書三（八）。

經高鶴年介紹大師與上海南園簡氏兄弟晤識（九）。

（一）見《三編》卷二第二八三頁。

按：此信後但署「元月廿一」而無年份。其信端有云「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經事，故於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揚州，順便至滬、蘇、金陵」，及信中有關刻印《安士全書》之語。印光大師於一九一八年（民七）初次出山，由高鶴年陪同，由此推知此信寫於民國七年之後一年。

（二）見《永思集》「行業記」。

（三）見《增廣》卷四附錄徐蔚如跋。

（四）見《三編》卷一第一０五頁。

（五）見《三編》卷一第一０六頁。

按：此函後有印老「又及」一篇，痛陳鴉片之禍害不能盡言。又提及有友人自哈爾濱來，彼處大開煙禁，了無畏忌等。後附大師親錄之戒煙絕妙神方，及詳細制服方法。其方只藥三味，且絕對不准加減更動：

好甘草 半斤；川貝母 四兩；杜仲 四兩；此戒煙神方及說明並載於以後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0）刊印出版之《印光法師文鈔》第四卷末後附錄中。此處信中專為提出，詳盡介紹。蓋因丁福保乃醫師兼一大出版家，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廣流通於世。大師慈悲利人，普濟眾生之心，固一時一刻未嘗稍有忽懈也。

（六）見《三編》卷一第一０八頁。

按：丁氏將出版之數種有關佛教之書籍寄呈於大師，請為厘正。大師遂一一與之指明抉出，間亦有論及梁任公佛學造詣者，謂其心粗膽大。又謂其「文章蓋世，聰明過人，惜於佛法未深研究，但依日本人所論者而敘之，故致雖無大礙，頗有不合宜之論間次而出也。」又對丁氏提出忠告：「梁公如是，閣下亦如是，皆由急於成書，未暇斟酌之所致也。」

（七）見《三編》卷一第一一二頁。

（八）見《三編》卷一第四十七頁：「七月，因往揚州刻經，至滬上書局詢之，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前年勸應季中出資刻《辨異錄》，由不太平，遲至今秋方至藏經院，委託該院主人代理。先刻《揀魔辨異錄》，次刻《三十二祖傳》。二書皆世宗遺著，皆應季中出資刻。次刻《安士全書》，此書乃朝邑劉門村劉芹浦避難來申，發心出資。「待至明年四月，當復往揚州，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未刻成者校對。」

（九）見《永思集‧苦行記》：「民國八年，余賑湘賑畢，到滬，師復邀往普陀商談印經之事。須同到申，余介紹往南園與簡氏弟兄諸居士相見。師說淨土法門及因果報應事，簡氏兄弟及諸居士遂發意供養千餘元，正好填還刻經之資。」

公元一九二０年 庚申 民國九年 六十歲

徐蔚如繼上年《文鈔》印行後，復有增益，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鉛印本，於揚州藏經院出木刻本（一）。

大師偕周群錚居士等遊杭州，范古農居士拜謁（二）。

有數弟子在上海排印《印光法師文鈔》，向大師要求附刊照片、小傳。大師堅決不允，斷然制止。且謂「如此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遂止（三）。

復高鶴年居士書五（四）。

高鶴年由雲南返滬，至法雨寺，晤大師談數晝夜（五）。

（一）見《增廣》卷四附錄徐文霨跋：「復經張君雲雷廣為徵集，並霨續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君合初續兩編，按類編次，詳為校刊，較前兩所印尤完善矣。書成，謹記緣起如是。庚申仲冬，浙西徐文霨敬識。」

（二）據《永思集‧我之紀念印光大師》錄范古農：「民國九年，大師偕周群錚等居士遊杭，農謁之於常寂光，始睹德容。」按：周君錚，永嘉周孟由之弟也。

（三）見《三編》卷二第四四二頁《復李慧實書三》：「民國九年，有數弟子於上海排印文鈔（十年正月出書，係二本之《文鈔》），即以照片、小傳請。光謂：」如此，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為汝說，以免轉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縱不能挽回近世虛浮奢靡之惡派，決不肯隨波逐浪以效彼之所為耳。」

（四）見《三編》卷一第四十九頁：「末法眾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經深奧，看亦不能領會，故成今日之現象。」光常曰：「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轉凡成聖之大權也。當今之世，不將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興隆，不可得也。」

（五）見《永思集‧苦行記》：民國九年，余由雞足山歸。到滬，王一老云及法雨寺與羼提庵因修路爭訟不休，囑余往普陀解釋誤會。與法雨主人及師談數晝夜，瓦解冰釋矣。師常欲回秦，因關中大亂，道途不便，故不果行。而攝化緣熟，龍天推出，皈依者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供養之款，概作刻書之用，來求佛法者，皆勸老實念佛，廣談因果報應。

王一亭（一八六七——一九三八），近代佛教居士、畫家。名震，號白龍山人原籍浙江吳興，出生於浦東三林塘外祖母家。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十三歲進上海慎餘錢莊當學徒。二十歲進天餘號做跑街，後升為該號經理。自幼喜習繪畫，拜畫家徐小倉為師，進錢莊後仍學畫不輟，終為名畫師任伯年收為徒，自此畫藝大進，早期繼承了任氏畫派。一九０五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後任上海分會機關科財務科長。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震於光復上海、營救同志頗為出力，有功。任上海革命軍政府商務總長。袁世凱復辟帝制，二次革命中，上海組成討袁軍，震於經濟上不斷接濟。此前，曾為革命軍籌餉數十萬元，並墊付軍政府之公債券四十萬元，後皆未收回。袁世凱下令通緝，其令為租界當局扣阻。後震遂脫離政治，深居簡出，潛心丹清。與吳昌碩過從甚密，結為知己，且與蒲作英、胡公壽、釋虛谷、李梅蓀等交往。幼即受母熏染，信奉佛教。五十歲後，信佛益篤。在家設佛堂，每日敬香頂禮，虔誠念佛。曾任中國佛教會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一九二四年起，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長，一九二七年後連續三屆被公舉為林長，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擴建林舍，設立佛學圖書館等。一九三０年前後，復與李經緯等發起創辦上海佛學院書局。此外熱心致力各種慈善事業，與人同辦義賑會救濟災民。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淞滬，上海租界內難民麇集，震與人發起組織難民救濟會，籌設難民收容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於上海覺園。其作品和著作有「印光和尚對眾說法圖」、《白龍山人畫集》、《王一亭選集》、《孔子哲學》、《廿四孝畫冊》等。

公元一九二一年 辛酉 民國十年 六十一歲

春，高鶴年居士自粵羅浮山赴寧波觀宗寺。大師約高氏同至滬掛單。高氏介紹大師晤會真達和尚（一）。真達和尚請大師到三聖堂下院太平寺供養庵住，高氏送大師前往。自此大師常由普陀山法雨寺來滬專事弘化矣（二）。

在法雨寺時，有蘇州吳引之先生（為前清『探花』），來朝普陀。自對大師言，彼之前身是雲南和尚。以燒香過客，不及多敘，大師當時未詳問其由，僅默記之（三）。

大師往南京訪一友，友介魏梅蓀居士見師。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大師教其熟誦《文鈔》中「南尋極樂寺修放生池疏」數十遍。未過二月，魏即絕不食肉焉（四）。

（一）真達和尚（一八七０——一九四七），近代高僧。俗姓胡，名惟通，號體範，一號逸人。安徽歙縣人。年十三喪母，十七歲喪父，身世孤零，即離鄉背井，至蘇州習南貨商。一日隨店主婦朝禮南海，見普陀山寺院清淨，佛像莊嚴，遂萌離俗出世之想。十九歲，辭去肆中職務，出家於普陀山三聖堂，禮峭巖和尚為師。逾年受具足戒於寧波鳳凰山白雲寺聞果上人。此後銳意精進，聲譽日崇。旋由圓光、慧靜二法師及高鶴年居士介紹，得與印光法師交往，甚相投契。後曾於彌陀閣閉關三次，每日誦經坐禪，不稍懈怠，前後九載，功夫學問大有進境。一九一四年至滬上，創太平寺，該寺在上海閘北陳家濱（今成都北路八六五號），原名供養庵，規模狹隘。經真達和尚接收後，即行改建，取名太平寺，作為普陀山三聖堂下院。時印光大師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潛修。時相往返談道，互有策進。一九二一年，印光大師與高鶴年至滬，真達和尚將太平寺供養大師居住。又，蘇州靈巖山寺以當時住持管理不善，頗現衰頹、荒廢景象，吳縣及蘇垣士紳同請真達和尚前往接管，真達和尚遂委明煦大師代理，並聘請戒麈、慈舟二位老法師先後住持該山。先後命其弟子明本、妙真為監院。寺中一切開支，大半均為真達和尚資助。印光大師刻印經書經費不敷時，亦由其資助。真達和尚駐錫滬上時，一心淡定精進，行持不懈，同時施衣給藥，濟孤恤貧，普利眾生，為世所崇。一九二八年，兼任蘇州報國寺住持（在蘇州穿心街）。一九三０年，迎請印光大師詣該寺閉關。一九四二年，真達和尚赴靈巖山寺掩關靜修，遠近風聞，爭來瞻拜。一九四五年，離靈巖至滬，仍寓太平寺。晚歲漸呈衰病，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養，未幾即又返滬，是年十月圓寂於滬，世壽七十有八，法臘六十。後人建塔於蘇州靈巖山寺。生平言語和藹，尊賢重道，外示僧伽之相，內蘊菩薩之心，與王一亭、關絅之等居士交誼甚深。曾親自重輯《西方公據》正副兩冊，主編《劬勞集》四冊。

（二）見《永思集‧苦行記》：「民國十年春，余自粵羅浮杯渡山經冬，送香港青山陳春廷老居士赴寧波觀宗寺出家受戒。師約余同到滬上。是時三聖堂老當家真達上人一再囑余介紹，請師到伊下院供養庵住（即太平寺），余遂送往。承真老賜來蜜棗龍眼各兩盒，決不敢收，頂禮致謝，辭往天臺山中度夏。自此師常來申江，專事弘法，隨機說法，普利眾生。」

（三）見《三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第一０八一頁：「又，蘇州吳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學問、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會余，自言伊前生是雲南和尚，以燒香過客，不能多敘，未詳問其由。十一年，余往揚州刻書，至蘇州一弟子家，遂訪至。意謂夙因未昧，及見而談之，則完全忘失了，從此永無來往。迨十九年，余閉關報國寺，至十一月，彼與李印泉、李協和二先生來。」余問：「何以知前生是雲南僧？」伊云：「我二十六歲做一夢，至一寺，知為雲南某縣某寺。所見殿堂房舍、樹木形狀皆若常見，亦以己為僧。醒而記得清楚，一一條錄。後一友往彼作官（張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對，絲毫不錯。」余曰：「先生己八十歲，來日無多，當恢復前生和尚的事業，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不可負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什麼希奇？」余曰：「念佛雖不希奇，世間無幾多人念。頂不希奇的事，就是吃飯，全世界莫一個人不吃飯。此種最不希奇的事，汝為什麼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問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念。」伊仍無下語。至十二月三十夜，將點燈時去世，恰滿八十歲。

（四）見《三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下冊第一０六九頁）：「民國十年，余往南京訪一友。其人請魏梅蓀見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余令其熟讀《文鈔》中《南潯極樂寺修放生池疏》數十遍，即能吃素矣！以其文先說生佛心性不二，次說歷劫互為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互生，互為怨家對頭，互殺。次引《梵網》、《楞嚴》、《楞伽》經文為證，熟讀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過二月，即絕不食肉矣。今敬錄疏文於左

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見《增廣》卷二「疏」）

又，羅鴻濤居士曾有記丁福保談大師軼事之短文一篇，載於釋廣定所輯之《印光大師紀念文集》，唯該文亦疏於時間之核實紀錄，概無確切之年月日期。僅言丁居士與印公「晤面，已在印公發心印《安士全書》之時。」又雲：「偶訪印公於太平寺。」據此可推知印光大師此次於丁福保居士晤會當在民十或民十一年。今暫歸入民國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條內。並將羅氏全文引錄於後，以見大師清廉儉樸生活之一斑。

記丁居士談印光法師瑣事 羅鴻濤

余與丁仲祐老居士相識有年矣。每星期休沐，輒往過訪，暢談古今，於印公老法師遺事，亦時有談及，事雖瑣屑，記之亦足供後人之景仰焉。

丁居士之與印公，最初僅有書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己在印公發心印《安士全書》之時。印公以丁居士經營出版業，故以估價排印事相委託。其時物價尚低，印全書一部，需費銀幣一元。及以所估價相告，印公即謂：「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士駭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單蕭條，不似囊有餘蓄者。乃轉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數，則此一千元由伊獨立供養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來告，囑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轉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數，己達三五萬部。丁居士怪之，偶訪印公於太平寺，才談數語，有閩人之供職於海軍部者來見師，志誠頂禮。印公為之稱述《安士全書》之隹妙，謂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無量。其人連稱願意，即自懷中出支票溥，立制票幣一千元以為助。丁居士於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偉大，乃曉然於印公之一印三五萬部為可能之事，初非有絲毫之誇張存乎其間也。

然印公以募緣之易，雖如上述，惟其為人絲毫不苟取，尤不敢作欺因瞞果之事，故檀施之所人，一經指定作何用途，決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決不分文染指於期間。何以知其然？試再舉一事如後以為證。

迨印書告一段落，印公將回普陀，臨行前，往辭丁居士，告以歸期，且請備銀幣二元，以作盤川。丁居士願意供養五元，請其不必歸還。印公不可，僅受二元，且定於到寺後二三日內設法彙還。丁居士漫應之。及行期己屆，丁居士忽有事欲與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輪船，遍尋全船，自大菜間房艙以至統艙，未見其人，其後始於爐子間附近發見印公，地位既極狹陋，空氣又極燥熱。他人皆望而以為苦，獨印公取其價廉，局處期間，怡然自得。丁居士匆匆與之商談訖，遂離船而別。後三五日，即接印公來函，並彙還其所借之款。

按：羅鴻濤，印公大師之皈依弟子。大師逝後，羅發心編輯印公大師外集，曾四次於弘月刊發表徵求遺著啟事。經七年搜集，終於大師生西十周年，即公元一九五０年結集成冊，由慧容楷書抄寫，共一十七冊。並經妙真、德森、竇存我居士審校，為今《三編》之底本。

公元一九二二年 壬戍 民國十一年 六十二歲

民國政府賜大師題字「悟徹圓明」之匾額一方，齎送普陀山法雨寺。緇素欣羡，盛極一時，師若罔聞知，澹泊而已（一）。是歲春，大師應陶在東請，修普陀山志。

策畫保護廟產，制止江蘇教育期成會借寺廟作校舍（二）。

與魏梅蓀居士書（三）。

指導魏梅蓀居士等創建法雲寺道場（在南京三叉河），為手訂寺規，並辦佛教慈幼院於其中（四）。

大師函約高鶴年居士到滬。簡氏兄弟發心印書，囑高氏請師午餐，談及道場之事，大師言：「要掃除習弊，實行清修，洗滌身心，不染俗氣者，方有益處。」高氏往九華山過夏，大師返普陀山法雨寺（五）。

大師請智德法師宣講因果報因、淨土法門等要旨，授《安士全書》，眾為革心，頗多感化（六）。

大師令皈依弟子鄧朴君、戚則周（後出家，法名明道）、喬恂如為講師，宣說因果、往生西方等（七）。

往揚州刻書。住蘇州一弟子家。往訪吳引之老先生（八）。

江西許止淨居士朝普陀，禮觀大師（九）。

（一）見《永思集‧行業記》：「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尹黃涵之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齋送普陀，香花供養，盛極一時。緇素欣羡，師即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己，榮從何來？』等語。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澹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二）見《永思集‧行業記》：「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淮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設法，並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

（三）見《續編》卷上「書」第一八一頁。

按：《續編》收輯大師與魏梅蓀居士書函共十六通。大師於書題下括弧自注：「梅蓀至十八年始皈依，此時且作朋友。」

（四）見《言行錄‧慈幼放生》：「魏梅蓀居士等秉師慈懷，創建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於南京三叉河。法雲者，效法雲棲，以放生念佛為宗。寺規與靈巖同，俱師手訂。並辦佛教慈幼院於中，雖由諸緇素擘畫經營，而師實主之。師之於孤兒也，不惟望其以長以育，並望其能成才成賢，利益社會。嘗以晉釋道安，宋呂文穆皆出自孤兒，一則離俗而奠佛教之基，一則居麈而成康濟之業，為孤兒勸，為世人告。又云：縱使無此天姿，亦當養成良善，為一鄉一邑淳謹之士，則新世隱受其利，固不僅為孤兒計也。若夫戒殺放生，師尤重視，嘗示人以心佛、眾生一體之義，若能於放生戒殺實力奉行，近則息殺因，遠則滅殺果，所關者大，亦非僅為物類計耳。」（此條並見《畫傳》）。

（五）見高鶴年「苦行記」。

（六）見《永思集‧行業記》。

（七）同（六）

（八）見《三編》卷四第一０八一頁「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九）見《續編‧附錄‧許止淨居士往生記並頌》：「居士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住館八年。光復後，即隱居。民國二年，歸心學佛，專志淨土，繼讀印光法師文，即知老人乃法門龍象，尤為淨宗泰斗。進知觀音大士為彌陀左輔，蓮邦智導，遂動朝普陀、禮大士、謁印老之念。於民十一年前往，禮覲之下，以撰就『禮觀音疏』進呈。內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更意其尚未斷葷，乃問：『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何能感化他人！』厲聲大吼，居士欣然樂受，不但毫不介意，實在心悅誠服。次日上書請老人繼續編輯《淨土聖賢錄》，自願助成。於見面受呵斥之慈訓，表示萬分感激，歎為名不虛傳。老人見其知見純正，文筆超妙，且虛懷若谷，殊為末世罕有，遂請編《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自是函件往來，益臻款密。乃執弟子禮，求老人授皈依，賜法名。老人仍令名『止淨』。」

按：許止淨居士於一九三八年農曆九月初三日早七時安詳西歸，臨終有瑞相，終年六十三歲。生平佛學著述有《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歷史感應統記》（一九二七年在滬應聶雲台居士所請而編，印光法師校對印行）、《學佛救劫編》（應潘對鳧老居士所請而編，印光法師校對印行），並輔助印光法師編撰《四大名山志》。一九三六年在蘇州報國寺由印光法師為其親授菩薩戒。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難廬山牯嶺黃龍寺，又大病，至閏七月，病稍痊，仍奄臥不能握管，至是年農曆九月初三往生。入龕時，身軟如綿，儼如老僧入定狀，留寺念佛七日，依律火化，骨灰尚存黃龍寺中。

又：印光法師《復永嘉某居士書五》有語云：」次則閱彼所印《文鈔》，「據此，該函當於民國七年或民國七年至十一年間，今錄於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後，永嘉某居士即周孟由。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見《增廣》卷一「書」第四三頁）

公元一九二三年 癸亥 民國十二年 六十三歲

元月初六，復蔡契誠居士書一（一）。

四月廿一，復蔡契誠居士書二（二）。

六——七月在杭州（三）。

施省之（四）發心修杭州梵天寺，邀大師前往（施之修梵天寺係受大師勸化）。

大師應魏梅蓀居士請，與高鶴年同至南京，是時南京名流皈依者眾（魏居士等創建慈幼院、法雲寺放生池於南京三叉河，策畫及寺規由大師手訂）（五）。

張一留居士於南京初謁大師，皈依為弟子（六）。

十月，作「廣長舌序」（七）

復卓智立居士書（八）。

在滬對袁海觀之次媳，作關於婦女臨產仍不妨供佛、念佛之開示（九）

（一）見《三編》卷二（上冊）第四八五頁。

（二）見《三編》卷二（上冊）第四八六頁。

（三）見（四）

（四）施省之（一八六五——一九四五），名肇曾，法名智照。浙江杭縣人。近代佛教居士。早年由知縣保至二品銜江西道員。一八九三年，任駐美華盛頓公使館館員。一八九六年，任駐美國紐約總領事。一八九七年返國後，歷任湖北漢陽鐵廠提調、京漢鐵路工程總辦等職。一九二二年起，奉命督辦隴海鐵路事宜，次年任隴海鐵路局局長。一九二二年退職。中年信佛，皈依印光大師，專弘淨土，退職後寓居上海覺園，弘傳佛教，熱心慈善事業。一九一二年，上海佛教淨業社成立，被推為董事長。其後復於淨業社香光堂側捐資建造智照堂一座，作為靜修之所。一九二三年，在印光法師勸導下，發心修建杭州梵天寺，一九二五年起，當選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翌年，與王一亭、關絅之、黃涵之等發起成立上海佛教維持會，維護佛教。一九三四年，復與葉恭綽、王一亭、關絅之，黃涵之等聯合發起成立中國動物保護會，宣傳保護動物。生平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曾創辦北京中央醫院，以惠貧病；資助各學校，以振教育；設立施氏義莊，以瞻家族。又嘗與無錫唐文治先生創立國學專修館，培育國學人才；獨立捐資刻印儒教十三經，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一九四五年病逝，終年八十歲。

（五）見《永思集‧苦行記》：「民國十二年，南京魏梅蓀老居士創建慈幼院、法雲寺放生池，約余請師同往參觀。是時京師名流，皈依者眾，方便說法，由此放大光明，相助而成，功德不可思議。後同至揚州，寓少懷學校（張端曾居士所辦）。師云：「張居士願撥灘地百餘畝，欲助貞節院。」余心不安，故力辭未收。師屢欲來劉莊觀光貞節院，余辭以敝院尚未成立，歸來一看，仍回揚州。送師返申。余因他方災重，視察迭辦救濟，與師不常見矣。回憶陪師同行，一次有一次的利益，並留心他語默動靜，出入往還之時，不談玄言妙語，神通異奇，皆是平常的話。即使行不到，其中亦有不可思議、利益身心之妙處。」

（六）見《永思集‧歸依印光大師回溯記》：「流寓白門，附讀於獅子橋邊，隨喜於毘廬寺裏，行常問法，願切求師。一日，魏剛長居士訪予寓，笑謂：『子欲師而師至矣，光師為三叉河放生事，適由申來。盍就近歸投？』予知師為蓮宗尊宿，心竊慕之，匪伊朝夕。即往，即拜，即受歸戒於觀音庵中。師知予有老母也，曰：『甘旨在蔬不在肉。』又知予被俗累於瞻園也，曰：『隨地隨時皆可念佛，瞻園固無異只園。』謹依伏之不敢忽。未幾回海上，予送之站。因待車，露坐於地，人聲鼎沸中，隱隱佛聲，一如平昔。而似粟紅粒，面臂皆盈。蓋夏夜多蚊，任其侵擾而無動於中焉。一心念佛，四大能空，類如此。自掩關報國寺，余亦僦居吳門，欣咫尺，問道益親。拙譯《淨土教史》竟，師見而喜之，手寫序文，原原本本千餘言，異常珍寶。今師西歸，愧無以報恩於萬一，回潮涯略。用志不忘。」

按：《永思集》所載張一留此文，無有年月日期。今據他文考證，知大師「為三叉河放生事」至寧初期，乃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也。其時「皈依者眾」故張氏亦當於此際皈依大師焉。

張一留（？——一九四七）名援，字滌珊，晚號一留，江蘇省靖江縣人，住蘇州，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從事教育事業。工詩、善鼓琴。後皈依印光大師，末年謝絕人事、專修淨土。臨終前自撰念佛偈數首，安詳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遺著有：《淨土宏網論》、「西方認識論」、《馱沙淨土文》、《修忍堂詩鈔》、《修忍堂隨筆》、《靈巖山志》，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尚有《中國農業史》、《田園詩選》。另有翻譯日人淨土著作多種。未出版。

（七）見《三編》卷三第七五二頁。

（八）見《三編》卷三第一０一０頁。

復卓智立居士書一（見《三編》卷四第一０一０頁）

按：此函大師自敘家鄉、出生、身世經過頗詳，又兼一一道及出家後之履歷、時間、地點分明。於法雨寺隱跡潛修二十餘年，不為人知。信中並言及「陝西鄉人及督軍屢催回鄉。.....明年《普陀志》成，《文鈔》排印好，當回陝一次，尚恐復來。」但法師這個打算後來並未能實現。原函信未署年月日期，現據信中所云「今年六十有三歲」句，定為本年所寫。

（九）見《三編》卷四第一０九四頁《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公元一九二四年 甲子 民國十三年 六十四歲

大師仍住法雨寺。釋弘一至普陀山拜謁，居七日。每日自晨自夕皆在大師房內，觀察大師一切行為。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大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吃不慣，故改為僅食白粥，己三十年餘矣（一）。

江浙交戰，魏梅蓀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殺劫而弭禍亂於將來者，大師勸其遍閱二十四史，擇其因果報因之顯著者，錄為一書，以為天下後世一切各界之殷鑒。魏甚喜，卒因力不從心而罷（二）。

北京有《自知錄》一書出版，上海、杭州、餘姚各欲廣印流布，大師以此書完全塗造，止之，不令印（三）。

王羨門居士之弟，約於是年南遊，皈依大師。皈依禮畢，臨行請開示，大師誡之曰：「去習氣。」（四）。

正月廿一日，復陳士牧居士書一（五）。

三月十二日，復陳士牧居士書二（六）。

春，作《〈勸戒殺生文〉》（七）。

仲夏，作杭州雲居山常寂光蘭若七七念佛緣起（八）。

十二月廿八，復陳士牧居士書三（九）。

作《〈學佛淺說〉序》（十）。

（一）見釋廣定《印光大師紀念文集》載弘一《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乙）惜福。大師一生，於此事最為注意。衣、食、住等皆極簡單粗劣，力斥精美。民國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師房內，觀察師一切行為，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吃不慣，故改為僅食白粥，已三十年餘矣。食畢，以舌舐碗，至極淨為止，復以開水注入碗中，滌蕩其餘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輕棄殘餘之飯粒也。至午餘時，飯一碗，大眾菜一碗，師食之，飯菜皆盡。先以舌舐碗，又注入開水滌蕩以漱口，與晨食無異。師自行如是，而勸人亦極嚴厲，見有客人食後碗內剩有飯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麼大的福氣？竟如此糟塌！』此事常常有，余屢聞友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潑棄痰桶中者，師亦呵誡之。以上且舉飲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類此也。

（二）見《續編》卷下第二三頁《歷史感應統記序》：「民國十三年，江浙交戰，魏梅蓀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殺劫而弭禍亂於將來者，余勸其遍閱二十四史，擇其因果報因之顯著者錄為一書，以為天下後世一切各界之殷鑒。梅蓀頗歡喜。曾屢商辦法，以年老精神不給，又無力請人代勞，悵然中止。」

（三）見《三編》卷二第四三四頁《復倪慧表居士書》：「十年前，北京有《自知錄》出，上海、杭州、餘姚各欲廣印流布。此書乃完全捏造，光止之（不令印），後有二人亦仿彼之意，來函請證，光以《自知錄》事戒之。」

（四）見《紀念文集‧印光大師生西二周感言》。

按：此文中所記王羨門居士之弟皈依時間不詳，僅是「某客」告知王弘茲者，此「客」得讀《文鈔》第一版之「後數年」。非但皈依確切時間未明，且連王羨門之弟姓名亦未道出。然則大師之開示在茲，言之鑿鑿，終不能因彼文士疏忽習氣，而致使大師如此重要誡箴湮沒不彰。考徐蔚如刊印大師《文鈔》之第一版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後數年」，則二、三年，三、四年，四、五年.....均不定也，乃以權宜辦法，折衷歸於本年條內，閱者諒焉。嗣後凡所記述事毫無線索頭緒可循者，則於《年譜》後另立一專欄以載之。

（五）見《三編》卷二第三九一頁。

（六）見《三編》卷二第三九三頁。

（七）見《三編》卷三第七五九頁。

（八）見《三編》卷三第七八八頁。

（九）見《三編》卷三第三九六頁。

按：大師此函後復又提及《自知錄》，謂「寶一師只聞名，未曾通信。如欲親近，亦非不可，但彼有一女弟子所出之《自知錄》切勿看。看之恐不致力於一心，而專欲得好境界，則必致著魔，此為要義（上海、杭州、餘姚見者，皆欲石印，光極言其弊 ，故皆止印）。」

（十）見《續編》卷下第五十五頁。

《學佛淺說》近代王博謙居士著。用通俗文字編寫的初級學佛者讀物，共二十篇。

公元一九二五年 乙丑 民國十四年 六十五歲

大師至南京法雲寺，郭介梅往謁。大師對其開示云：「汝既信佛，當勸汝母念佛，以求了生脫死，方謂真實報恩。」

二月廿四，復陳士牧居士書四（二）。

范古農率婦禮普陀大士，再謁大師於法雨寺藏經樓，范夫人皈依，大師賜法名「智徹」（三）。

德森法師江西百丈，與了然法師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謁大師。大師出函介紹至佛頂山藏經樓掛單（四）。自後德森即依止大師，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至蘇州報國寺，直至上靈巖山寺，隨侍整二十年（自一九一九年報國寺起）。

四月十八，復陳士牧居士書五（五）。

六月初二，復陳士牧居士書六（六）。

十月初一，邵慧圓回公署，晤見大師，幸蒙收錄為弟子（七）。

十月廿六，復陳柏達居士書一（八）。

十一月初七，復陳柏達居士書二（九）。

十一月初七，復陳士牧居士書七（十）。

募印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說明（十一）。

（春）復顯蔭法師書（十二）

復許止淨居士書（十三）。

（一）見《紀念文集‧印光大師五周年紀念概言》：「迨民十四年，大師來京住法雲寺，往求一見，蒙開示法：『汝既信佛，當勸汝母念佛，以求了生脫死，方謂真實報恩。』默思大師對余不曰父，而獨曰母，是知父己先逝矣。慧眼洞見，遏勝驚訝。」

（二）見《三編》卷二第三九六頁。

（三）見《永思集‧我之紀念印光大師》：「十四年，率婦禮普陀大士，再謁大師法雨寺藏經樓，承賜婦法名『智徹』。」

范古農（一八八一—一九五一），現代佛教居士，佛教學者。號幻庵，別號寄東，筆名海尸道人，浙江嘉興人。早歲攻治經史，勤勉好學而淡泊功名仕途。初不諳佛法，後與桂伯華、黎端甫等遊，復每問學於章太炎，遂受浸染。偶於書肆購得《圓覺經大疏》，誦之大喜，以為救國之道，唯此徹底，盡在其中矣。台氏依楊仁山居士所定佛學課程，潛心研修，深有領悟。一九一一年，聽《阿彌陀經》，研學《大乘起信論》，遂深信淨土法門。一九一八年，皈依諦閑法師受具足戒。並隨從聽講，復又通曉天臺教義。此後即於滬、杭、蘇、錫等地講經弘法。嗣以為佛經高深莫測，非論疏難得確解，而疏釋經論，莫逾慈恩一宗，乃精研法相章疏，頗有心得。嘗謂：學理高深，莫逾《成唯識論》，行持方法，莫詳《瑜伽師地論》。旋於嘉興精嚴寺設佛學會，每歲春初及暑期，必親臨講經。一九三一年，任上海佛學書局總編輯，發行《佛學半月刊》，編輯《佛學小叢書》、《海潮音文庫》、《佛學百科叢書》以及影印宋版《大藏經》。一九三五年起，任《佛教月報》主筆。一九三八年，應請至省心蓮社主講淨土三經一論，同時講演《三十唯識頌》、《阿毗達磨雜集論述記》。生平佛學著作有：《古農佛學答問》、《幻庵文集》、《八識規矩頌貫珠集》及《觀所緣緣論貫珠釋》等。

（四）見《永思集續編‧追念導師溯前緣》。

按：德森法師初謁印老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嗣後印老迭有書翰及書籍惠賜，並有《續藏經》一部寄頒，時德森、了然己離江西，故未得之。

（五）見《三編》卷二第三九七頁。

（六）見《三編》卷二第三九九頁。

（七）同注（五）。

（八）見《三編》卷三第五七二頁。

按：此函中有「光，光緒十二年朝五台，先在北京琉璃廠遍求《清涼山志》，只得一部，日常看之。以天冷，至三月初方到山。住山四十餘日，見來朝山者多說見文殊菩薩，實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說見，皆附和古人之跡以自誇耳」諸語，然則《行業記》載大師朝五台之期為光緒十三年，該文曰：「遂於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戍）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台，畢，乃回資福。」據大師此函所云，似在光緒十二年冬發心朝五台，以天寒冷，至（次年）三月初，方到五臺山。然如此理解，又不符《行業記》所載之意，難圓其說。今姑並存，志以備考。

（九）見《三編》卷三第五七三頁。

（十）見《三編》卷二第四０二頁。

（十一）見《續編》卷下雜著，第二六一頁。

（十二）見《三編》卷一第二十七頁。

按：大師此函雖短，然至為重要。教誨顯蔭數語，誠千金難市之言也。苟顯蔭獲此猛省徹悟，必不夭亡焉。

復顯蔭法師書

接手書，不勝欣慰。座下聰明過人，不幾年，於宗、於教、於密悉已通達。恨光老矣，不能學座之所得，唯望座下從茲真修實證，則台、密二宗當大振興矣。但現在年紀尚輕，急宜韜晦力修，待其涵養功深，出而弘法，則其利溥矣。聰明有涵養則成法器；無涵養，或所行所言有於己於法不相應而不自知者。此光區區愚誠也。道師已來，勿念。春風易於入人，祈保重調攝，當勿藥有喜矣。

顯蔭（一九０二——一九二五），近代僧人，俗姓宋，名今雲，字大明。江蘇省崇明縣（今屬上海市）人。早年於本縣第一兩等小學畢業，補入師範講習所，用功勤讀，學業優異。年十七，禮浙江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出家，復於五磊山受具足戒。旋入觀宗學社受業，習天臺教觀，得悟法要。二十歲時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編輯部主任。此後即專志研學宗。一九二三年東渡日本，入高野山大學，從金山穆韶阿闍黎學密法，同時考察日本佛教現狀，草擬「遠東佛教協會組織大綱」。一九二五春，學成歸國。至寧波見諦閑老法師，諦老令其閉關用功。後至上海，是年夏即病逝。

按：顯蔭逝世時年僅二十三歲。印光法師此函後未署年月，據其內容視之，當是顯蔭離日本歸國之時，此時已身染疾病，故信末有「春風易於入人」以及「保重調攝，當勿藥有喜」等語，則此函復於一九二五春季無疑矣。此函中大師以長者身份對顯蔭法師愛護關切備至，嘉勉開示數語重心長，積久年之世故閱歷，融佛法經論奧旨而凝煉成短短一言數詞，自肺腑中瀉出者：「急宜韜晦力修，待其涵養功深，出而弘法，其利溥矣！聰明有涵養則成法器。」惜乎顯蔭，學貫宗教，身通顯密，卒未能諳憬領悟印老此寥寥數語，據爾夭折，可悲也夫！印光法師尚另有一函（《復恒慚法師書》），亦提及顯蔭。時顯蔭已故，大師於哀痛惜之餘，指出「顯蔭天資甚高，顯密諸宗皆得其要領，但以志尚浮誇，不務真修，死時顯密之益不得力，念佛之事向未理會，亦不得力，雖有多人為彼助念，而自己糊塗，不省人事。此可為年輕之聰明人一大警策。良由顯蔭天資雖高，氣量過小，無韜晦涵養之真修，有矜張誇露之躁性（在東洋回國，往寧波看師，當日即病，次日即往上海。因聞其師令閉關靜修一語，即日便病，次日即去。竟至延纏以死，可不哀哉）。」

（十三）見《三編》卷一第一一九頁。「許止淨」註見前。

按：大師於此函指出一般人不能接受認真長時間念佛之辛苦，其實此本非苦，以一向不慣，故以為苦，然此苦乃出苦之苦，若不能受此苦，則將來之苦，蓋有說不能盡者意味深雋。

公元一九二六年 丙寅 民國十五年 六十六歲

仲春二月，於上海陳家濱太平寺會見釋大醒，並作開示。言次批評大勇、顯蔭不該習密宗。並就大醒之叩問，述說對中國佛教制度的見解態度（一）。

夏，大師蒞無錫，住學佛路佛學會內。三日間求皈依之男女弟子兩百餘人，為無錫從未有之法緣。秦效魯謁，呈《獄中讀莊老》一卷。大師以晉之慧遠法師教化陶淵明事折攝之，曰：「聖凡異果，在當下一念耳。」侯保三來見，奉贈昔年旅行普陀山日記。大師猝然曰：「試述何為三太。」繼謂侯曰：「周室創八年之宏基，肇於太任、太姒、太薑。汝辦女學，必發揚此等經訓，庶幾能救國救民。」侯為之折服。諸希賢校長及過女士同謁大師，求示以了生死之道，大師曰：「諸為孝貞女，即盡力於教育，父母終天，了生死之道較易，爾過為青年孀婦，兒女尚稚，今後當母兼父職，教之育之，扶之成人，為國家有用棟梁，以盡父母之大責任。平居念佛，懺消夙業以外，當求深入經藏。汝二人者，了之之道，一易而一難。爾等其自勉之。」

大師喜小孩，諸慧心第三子錫文，年方六齡，大師再三摩其頂，且攜其同上惠山北茅蓬共餐。

一周後，大師離錫赴姑蘇。住蘇州道前街自造寺。諸慧心於黃昏至寺晉謁。時氣候炎熱，大師納涼圓中，躬自汲井水淨面。諸慧心請為效勞代汲，大師辭曰：「矛居南海數十年，事事躬親。出家而呼童喚仆，效世俗做官模樣，予素不為也。」又曰：「予夙業重，眼目不如人，以是常服清寧丸耳。」次日，諸慧心再謁，袖丸呈之，並請以胞兄暨長男並謝君三名單求皈依，大師慨然許之，即就自造寺登座，說居士戒。說畢，適邑人劉柏蓀居士至，同座席次，柏蓀啟請大師定期偕蘇之某巨紳上莫干山避暑。大師正言厲色曰：「予住普陀，氣候愈熱，愈喜做事。天天握管寫信且不暇，何暇學今人時髦乎？」又謂：「某紳將《金剛經》信手放在橙子上，某紳受詩書之訓，將經亦同等看待乎？予不與此輩同行！」（二）

南亭法師暑假期間偕孝光及其徒釋湘蘭同朝浙江普陀山，於印光大師關房外拜求開示（三）。

是年，大師聞長安圍解，急賑三千圓（四）。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由中華書局排印，發行時共分四卷，線裝四冊，是為正編《文鈔》（五）。

作《敬為施資流通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及展轉傳佈看讀諸善信回向偈》（六）。

七月，作《南京素食同緣社開示法語》（七）。

九月九日，復陳士牧居士書八（八）。

作《紹興偏門外婁江村興教禪寺募修大殿疏》（九）。

（一）見《永思集.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在十五年掛褡金陵寺的一個和煦的春天，聽得人說印光大師己由普陀山到了上海，乃發心往滬拜訪這位真實所謂『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識。

正是仲春天氣，步行，身上頗有暖意。由愛文義路詢問到陳家濱太平寺。從佛事興隆的人叢中踏上第一進屋的前樓，一張名片交由侍者通報『靜室』裏去。一瞬間，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師出見了。問訊頂禮後，對面坐下，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大師就開始批評大勇、顯蔭二師不應修習密宗。他說的道理當然亦有他的見地。他說中國現在有的禪宗、淨土宗以及研究教義的天臺、賢首等法門，何一不可以學習，偏要到日本去學密法！他老說這話的時候，潮州王弘願正在南方大傳其法，大授其徒。一方聽說日本僧侶是所謂帶妻食肉的，因為他老愛惜的顯蔭又恰恰死在高野山，於是他可以說完全不贊成，甚至反對別人習學密宗。

關於中國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他老的意思以為一個人做好了，慢慢的去感化一般的僧侶，不必提出什麼『整頓僧伽制度』的新鮮花樣。大寺叢林規模不整，也可以勸說，勸說不行，則是他們的業障。因為他老這樣說，我就說：『老法師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眾能受感化的就很少，而且普陀在香會期中不應有僧侶行動也實在太多，老法師為甚麼不加以勸導他們？』他老人家總以眾生業障深重答之。隨後又請問他對於上海寺院做經懺佛事那樣十足的貿易化感想如何？他說：『這是沒有辦法的。如果認為這是救濟一般的出家人的生活問題倒也罷了，而其實做老閭板的腦筋卻是為的飽其私囊。』印光大師是看不出的人嗎？世出世法，他無一不知，況乎此事！不過老人是大善知識，素以道德修養為重，不願意言僧過耳，只得以『沒有辦法』一語了之。

我請求大師開示，一個青年僧擬閉關自修，因為參學不合自己所需要，以閱讀藏經為主，以朝暮二時念佛加持為輔，他老贊成我閉關自修，但閱讀藏經認為不需要，還是以念佛最為要緊，因為一個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為信、願，則簡直是自尋苦惱，喜墮三塗，好像很糊塗的樣子。當其時，我並曾約略辨答，我說青年時代不多多的閱讀佛經，將來拿什麼學識去感化世人？所謂弘法利生，即如老法師如真沒有《文鈔》行世，怎麼能令我們發生信仰？他老總是懇懇切切的諄諄開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才是最二捷了當的。』

二月天氣，那天格外暖和，是在下午三時前後，談談話，吃了一點茶點。約在一小時後，忽然下了一陣傾盆大雨，又漫談了一個半小時，本來一見面，他就批評武昌佛學院。繼而我向他一一說明之後，他老亦首肯僧伽教育是極其需要的設施。總而言之一句話，他老是專弘淨土為他的心願，無論怎麼樣說，最好不過是念佛求生淨土。我告訴他，我不久要在金陵寺閉關，特為先來拜見老法師。第一次拜見，就多蒙慈悲這樣的接引開導，心中得到有說不出的法喜。他老說了許多訓勉的話，並且扯住我的手親親切切地再四囑咐我，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並且在臨行的時候又叮嚀：『你很聰明，不要學大勇、顯蔭他們。』滂沱雨止，乃告別。」

大醒（一九００——一九五二），現代僧人，名機警，別號隨緣，俗姓袁，江蘇東台人。早年畢業於東台師範學校。讀《憨山夢遊集》，遂萌出家為僧之念。一九二四年，依楊州天寧寺讓之和尚剃度出家。時太虛在武昌創辦佛學院。即入院深究內典。頗得太虛稱賞。一九二五年，隨太虛至廬山東林寺，入廬山學宭，深修英文及佛學，學有成就。一九二八年，應太虛命，至夏門南普陀寺任監院，並主持閩南佛學院，同時創辦《現代僧伽》（後改名《現代佛教》）。一九三二年，隨太虛離夏，次年至汕頭小住，旋返武昌佛學院，主編《海潮音》。一九三五年，東渡日本，考察日本佛教。歸國後撰有「日本佛教視察記」，後住持江蘇淮陰覺津寺，發行《覺津》月刊，創覺津佛學院。抗戰期間，曾主持蘇北七縣僧眾救訓練班，護教衛國。一九四六年，繼太虛之後，任浙江奉化雪寶寺方丈。太虛逝後，即參與《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及太虛舍利塔之建造。一九四八年至臺灣，居善導寺，繼續編輯《海潮音》。一九五0年移居新竹之香山，一九五一年在新竹靈隱寺主辦佛教講習所。一九五二年因腦溢血病逝。一生佛學論文甚多。主要著作有《地藏本願經講要》、《口業集》、《空過日記》和《八指頭陀詩評傳》等。《海潮音》雜誌社曾集其詩文數十萬言，輯為《大醒法師遺著》問世。

大勇（一八九三——一九二九，現代僧人，俗姓李，名錦章，法名傳眾，四川巴縣人。一九一九赴滬，依太虛剃度出家。後與持松一起，東渡日本學習東密，歸國後，至上海、武昌等地開壇傳法。後欲進西藏求學藏密，病逝於進藏途中之甘孜扎迦寺。

（二）見《永思集‧至陳無我居士書》：「丙寅夏，孫瓞香居士等函促慧心返錫，專為招待大師。大師蒞錫，住學佛路佛學會內，三日間求皈依男女弟子二百餘人，為無錫從未有之法緣。奏效魯謁大師，並呈『獄中讀莊、老』一卷。大師直截施折攝之語曰：『晉之陶淵明本從遠公學佛，既而淵明自陳曰：「吾耽杯中物，首違大戒。」遠公曰：「他人不能寬恕，爾能來，特寬容爾。」淵明徘徊而去。千古以來，遠公之成就，與淵明之徒遺後世以高士之名，聖凡異果，在當下一念耳。」

（三）見《永思集續編‧我與便函光大師的一段因緣和感想》：「這是民國十五年，我在常州清涼寺清涼佛佛學院當助教。在暑假期間，偕監學孝先，孝光的徒弟湘蘭，三個人連袂朝禮南海普陀山，在印公關房門外，拜求他老人家開示的法語。我們的坐位，面對著關房的洞門，舉眼就看到印公的臥鋪，一頂白、黃、黑三種顏色交織而成的蚊帳，一床薄被，一張草席。他老人家質樸而簡單的生活，於此可以類推。古人說：『誠於中而形於外。』我們從所見所聞中，對他老人家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

（四）見《永思集續編‧印光大師的人生佛教》。又《行業記》：「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即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托人速彙賑濟，」

（五）見《永思集‧行業記》：「徐蔚如居士得『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十一至十五年間，迭至增廣，復於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

按：大師《文鈔正編》（《增廣》）中，所有書函文章多無年月日期，今只得印行日期為一界，凡《增廣》中年月無可考者，皆歸於公元一九二六年（即民國十五年）前所作，並選錄若干篇代表大師佛學思想各個方面的書信、文章，分段標點，附載於本年條後。

（六）見《三編》卷三第八二五頁。

（七）見《三編》卷四第八六三頁。

按：此為印祖在南京之開示法語，同黃懺華、龔慧雲筆記。

（八）見《三編》卷二第四０四頁。

按：此函後言及：「《文鈔》增廣本將排完，現添百十頁，二、三月當印，倘欲結緣，祈早來函。此次四百多頁，又加近來紙貴，一部大約須七八角或八九角，以未排畢，故未定價。」

（九）見《三編》卷四第八八九頁。

為在家弟子略說三歸五戒十善義（見《增廣》卷四「雜著」第三十八頁）

示淨土法門及對治嗔恚等義（見《增廣》卷一「雜著」第四十三頁）

因果為儒釋聖教之根本說（見《增廣》卷四「雜著」第九頁）

復高邵麟居士書四（見《增廣》卷一「書」第廿一頁）

按：大師此函中指出「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多少聰明人，皆以唯說不行了此一生。」其次指出對於在凡夫地，人皆有之煩惱，「須於平時預先提防」，「自然遇境逢緣，不至卒發，從發亦能頓起覺照，令其消滅。」再指出引起煩惱之境之甚者，無非「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並一一開示對治此類煩惱之法。信函之第二部分，也即後半部分，論述念佛法門的根本宗要法旨（信願行），以及念佛的具體要求和收攝心神、專致念佛的方法，特別祥明地著重介紹了「十念記數法」，全文僅約二千二百餘字，論說精闢、透澈、條理明晰，徇《文鈔》中之名篇也。

與陳錫周居士書（見《增廣》卷一「書」第二十三頁）

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二（《增廣》卷一「書」第十一頁）

公元一九二七年 丁卯 民國十六年 六十七歲

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普陀山首當其衝，由大師捨命力爭，始得苟延保存。及某君長內政，屢提廟產與學之議，舉國緇素驚惶無措。幸諦閑法師與大師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行疏通，次派代表請願，議未實行。後又頒驅僧產條例，師特函呈內政部長趙次隴設法，遂無形取消。繼囑焦易堂居士等大力幹旋，始得將條例修正，僧侶得以苟安（一）。

秋冬之間，釋大醒第二次拜謁於上海。談論河南省廟產被軍閥沒收變賣情形，大師頗顯憤慨，然終不言僧過（二）。

（西曆）十月某日，在上海闡北太平寺，作家葉紹鈞（聖陶）先生由弘一法師引見來謁，同時拜 謁大師者還有周予同、李石岑等七八人，葉後作《兩法師》一文以記之（三）。

季秋，作《般若融心論重刻序》（四）。

與明本師書（五）。

復卓人居士書（六）。

致自覺居士書（七）。

《嘉言錄》題詞並序（八）。

作《淨土三要述義》序（九）。

作《普為現在印送及永遠流布《文鈔》者回向頌》（十）。

復潘對鳧居士書一（十一）。

（一）見《永思集‧行業記》。

（二）見《永思集‧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記不清楚是不是十六年的秋冬之間，第二次在上海拜訪大師。其時，河南的寺產正被軍閥們沒收變賣。大師一見面就談起這一件事，聲調間也顯出一點忿然的意思。湖南僧尼受國民黨激動也發生了許多不經見的動態。他老談到也頗憤慨。不過老人同我們的態度不一樣，他始終不責備僧眾的自身，這一點非常奇怪。比方說，談到一般的出家人或叢林寺院的制度應要改革等等，他老總聽不入耳，總是說出家人不肯發心念佛求生淨土，從來好像沒有說過出家人太不學好，應該要加以整頓的話。這恐怕是年令高了影響於思想吧。」

按：大醒是很聰明的，他在談話中覺察了大師在此一問題上「始終不責備僧眾自身」，「這一點非常奇怪」。故歸結到認為「恐怕是年令高了影響於思想」。其實，大醒當時畢竟年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既非大師年高思想老化，亦非「不言僧過。」大師對於出家人的墮落，批評是很多很嚴厲的，甚至斥為「髡民」，但在此等廟產存亡大是非上，大師眼明心亮，實非僅僅對寺院叢林制度改良、整頓即可取效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牽涉國家體制及權與法的問題。正是任何一個高僧大德、山林隱逸所最不願意浸染其中，也是出家人沒有力量干預、改變的。這些問題不能談，無法談，也不願意談。說困難千難萬難，說容易也容易得很。大醒法師為自障所蔽，不能深省大師言外之意，不語之語，惜哉！

（三）見葉紹鈞：《腳步集》（民國廿二年二月再版，新中國書局出版）載《兩法師》：「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到新閘路太平寺，有人家借這裏治喪事，樂工以為吊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癟：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才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人誰願意吃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

按：葉聖陶先生不愧為當代文學巨匠，此篇短文以寥寥數筆為印光大師勾畫出一幅生動的肖像，也是僅有的一篇關於大師體形外貌詳細特徵描寫的文字記敘。此文在當時及後來流布頗廣，傳誦甚眾。有於佛教毫無所知者，以讀此文而知有「印光」、「弘一」近代兩大師也。

（四）見《三編》卷三第七八０頁

按：《般若融心論》，幽溪法師講解《金剛經》要義，約四教以釋之，會歸於圓教之書，王謀鳳居士出資刻版，印光法師校勘，作序。

（五）見《續編》卷上第十五頁。

按：此函乃印光大師專為告誡明本法師，其代理戒塵法師為靈巖住持所應注意、遵循之六條規箴，於此可窺大師之辦道思想方針、方法。此六條之精神，若每條以一字概括之，則為（一），省；（二），儉；（三）；正；（四），謙；（五），勤；（六），公。及至後來親訂靈巖寺常住規約五條，大師之為靈巖道場勞心竭力固非一朝一夕也。

（六）見《續編》卷上第二０一頁。

（七）見《續編》卷上第一三二頁。

（八）見《續編》卷下第一一七頁。

按：《嘉言錄》，大師皈依弟子李圓淨居士所編選。

李圓淨，近代佛教學者，居士。原名榮祥。浙江人。久居上海經商。皈依諦閑法師，後皈依印老，即專修淨土念佛法門。著有《佛法道論》一書，一九三六年出版。另有編者：《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焚綱經菩薩戒本彙解》、《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楞嚴經白話講要》、《大乘宗要》、《飭終津梁》、《甘地的戒殺主義》、《印光法師嘉言錄》等。一九五０年病故。

（九）見《續編》卷下第一二三頁。

（十）見《續編》卷下第一九四頁。

（十一）見《三編》卷一第一二三頁。

按：此函中大師預示來年「秋後則作一南北東西了無定處之遊，以免信劄應酬，徒為人忙，誤己大事也。」此函後亦未署年月，以信中自稱「光今年六十七，精力已衰」等語，定為本年所寫。大師復潘對鳧居士前後共三函，此為第一函，後兩函中亦有精警開示，惜其函年月皆不志，無法考查。今將其信中妙語擷出錄之如左：

「是以欲求往生，當放下此世間，並放下過分之狂妄心（如同菩薩在生死中度脫眾生，此須自已是菩薩始得，若自己尚是凡夫，便欲擔任此事，不但不能度人，且不能自度。世間多少善知識，皆受此病，尚謂之有大菩提心，須知此心求往生則有益，以此不求往生，須是菩薩則可，否則危害不淺）。過分之狂妄心，為真修行者之一大障礙，不可不知。」（《復潘書二》《三編》卷一第一二四頁）

「接手書，不勝感歎。閣下厚德及人之深，以致潰兵土匪亦相戒勿擾。此非真有可動人者，曷能得也？食為民天，能惠民者，天必佑之。......是知人有實德，天有奇報。彼剝削百姓脂膏以求子孫富貴者，率皆滅門絕戶，而其神識當永墮惡道，無有出期，可哀也。是以欲救世人，非極力倡因果報應，斷斷不能收實效。」《復潘書三》（同上）

《嘉言錄》題詞並序（《續編》卷下第一一七頁）

公元一九二八年 戊辰 民國十七年 六十八歲

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大師往香港，因離普陀山，暫住上海閘北太平寺（一）。

二月廿一日燈下，復朱仲華居士書二（二）。

三月初一，復羅鴻濤居士書一（三）。

三月初三，復羅鴻濤居士書二（四）。

春，大師蒞滬，居士李慧澄請大師至「二憶精舍」佛堂，李與其妻周聖定同受皈戒（五）。

有川僧聽脈念佛者，其徒以其師之文與偈持之至太平寺謁大師，祈為改削流通及作序。大師閱後卻之（六）。

上海一皈依弟子請大師至其家吃齋。此弟子有一位五十餘歲學佛多年之親戚。此女居士學問亦很好，由此請謁大師。大師見面告誡之：「年紀大了，趕快要念佛求生西方。」且謂：「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七）。

夏，仍返普陀山法雨寺。偶晤張曙蕉女居士。先是，張曙蕉與中西至友六、七人避暑於普陀山麓極樂庵。每夜必至海上游泳。其事為大師所知，特遺一青年僧人相告張曙蕉等曰：「印光法師說：『南海多漩渦，防不勝防，每年有人慘遭滅頂，切勿兒戲，後悔莫及。』」（八）

張即至法雨寺相訪，大師一見歡然，賜與《文抄》一部，張以已所著《綠天簃詩詞集》答贈。次晨，大師即遺一山童送一紙簡與張，以評價《綠天簃詩詞》，循循善誘勸道張女士：「當移此愁怨以念佛，則生入聖賢之域，沒與蓮池海會。」（九）

張曙蕉至法雨寺再次拜謁。大師諄諄勸誡曰：「汝不要專學西歐虛派，當於公私之暇，實行愚夫愚婦之老實念佛。因一息不來，即屬後世，此時縱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亦無用處。若不及早修持淨業，待到此時，方知虛受此生，枉將宿生善根，盡消耗於之乎者也中矣。可不哀哉！喜作詩文，是文人習氣，若不痛除，欲於佛法中得真實受用，萬難！萬難！」（十）一星期後，張曙蕉離普陀山，往法雨寺拜辭大師，大師勸勉其皈佛，坐談二小時之久始別。

六月初一，復萬梁居士書一（十一）。

六月朔旦，敬書華嚴大經以盡孝思序（十二）。

七月十九，復楊典臣居士書三（十三）。

八月，復智章居士書（十四）。

十月初九，復萬梁居士書二（十五）。

十月十四燈下，復王照離居士書一（十六）。

十一月十七燈下，復王照離居士書二（十七）。

復宋六湛、褚蓮淨、張子淨三居士書（十八）。

作《地藏經》石印流通序（十九）。

作《梵綱經菩薩戒集證》序（廿）。

作《淨土輯要》序（序廿一）。

作《感應篇直講》序（廿二）。

作《到光明之路》序（廿三）。

作《石印「閨範」緣起》序（廿四）。

作《地藏菩薩往劫救母記》序（廿五）。

復周伯遒居士書（廿六）。

復義通法師書（廿七）。

圓瑛法師具書啟請大師講《阿彌陀經》，復函以老病辭（廿八）。

（一）見《三編》卷一第一頁大師「自述。」

（二）見《三編》卷一第一三三頁。

按：原函後但署「二月廿一日，燈下，」無年份。今據其信中所云「光廿三下山，至上海陳家濱太平寺料理印書事，六月仍歸山，七月下山則不歸矣」等語，以及上年（民國十六年）復潘對鳧書一中所云「明年前半年，尚有許多書當印。秋後則作一南北東西了無定處之遊」之語，可知是函寫於一九二八年，即民國十七年夏曆二月廿一赴滬之前夕。且由此可知，大師是年之夏六月間仍返普陀山居住。

（三）見《三編》卷二第三九０頁。

按：大師 此函教誡羅氏「既自名為佛弟子，何得以己之凡夫知見測佛境界？」（原函全文引錄於後）

羅氏曾於大師逝後作文紀念，追憶此事，文名「印光大師盛德識小錄，」載《紀念文集》中，自謂：「業障深重，福慧淺薄，於印光大師生前未獲一禮覲。民十七年春，雖曾兩書請益，終以根機鈍劣，亦未能當下領悟，反因此時生譏議。直至今春，始能領會大師教訓之益（詳情見二十三期弘化月刊——原注）。由是深愛大師之文字般若，發心為之編輯外集，藉以自贖往日罪愆於萬一。」

據羅氏所記大師之盛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慈悲廣大。大師晚期，目力精神兩俱衰損，開示各方函件，每云：光老矣！目力精神俱不給，以後勿來信，來決不復。亦不許介紹人皈依。外集中所收此項函件頗多，幾於耳熟能詳矣。於以見各方敬仰大師、有所請益者之多。而大師雖作此說，仍不惜多方開示，每每手眼兩鏡並用，成一短劄。為弘楊佛法而犧牲，一至於此。其慈悲心之廣大，寧可量乎？

二、留心醫藥，心存濟世。病為八苦之一，一經病患，其痛苦之烈，非身受者莫能知，於是求醫服藥尚矣！大師雖不習醫，而於醫藥一項關心至切。《外集》中，於治大麻瘋、虐疾、盲腸炎、療瘡等藥，時時有所開示，俾展轉相告，同猶解脫苦厄。至於戒鴉片方，毒乳殺兒，念觀音救難產，分賜大悲水、米，尤言之屢屢。古賢有云：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大師有焉。且大師所留心之醫藥，方必求其靈驗，藥必求其簡而易得，務使貧富皆可獲益。此尤足令人稱道也。

三、力扶正道，痛斥扶乩。大師平日教人，惟在老實念佛上做功夫。與子言孝，與父言慈，與友言信，力戒怪力亂神之談。故於扶乩之冒托仙佛，不憚大聲疾呼，加以指斥。《外集》中往往見之。雖以此得罪於人，所不計也。其摧邪輔正之處，有功於世道人心者為不小。

四、處事鎮定。大師暮年閉關報國寺，其時風聲鶴淚，一夕數驚。各方弟子時以大師生命為念，紛請避地。大師概行婉辭，以一經遭難，即得生西自慰。履危若定，不肯先去以為民望，是可敬矣。

五、發揮儒理。大師雖歸心佛門，而於儒教古賢之意旨亦多融會。其發揮處，頗多前賢所未道。至程朱諸儒，破斥生死輪迴之心跡及其後患，《外集》中尤一再言之。心和氣平，起程朱於地下亦當心折。

六、文辭高古，書法古樸。大師之為人，其足以見重於世者甚多，初不必再求文辭書法之美妙。然即就其文辭而言，亦深足以令人愛重。至其書法，有時任意揮灑，固古樸可喜，稍經意者，直可上追魯公爭座位帖。此二者雖不足為大師增重，然亦可以見有道者之無所不能矣。

（四）見《三編》卷二第三九０頁。

（五）見《永思集‧詩偈十四》（第二二七頁）：

十九年前禮南海，承師苦切誨諄諄。

光明幢倒吾安仰？剩有淋浪淚滿巾。

（原注：民國十一年度夏，普陀進香謁師於法雨寺之藏經樓。一見即勸導持名念佛，開示懇切周摯，雖頑石亦應點頭。十七年春，師蒞滬，特延至二憶精舍佛堂 ，與亡室周氏聖定同受皈依戒，自此趣向始定。）

（六）見《三編》卷二第三０八頁《復謝慧霖廿五》。

按：大師閱此川僧之文與偈後，謂來謁之川僧徒曰：「汝師到是有所悟者，但以禪淨宗旨不明，以禪為淨，以淨為禪。俾念佛者不致力於信願，而致力於參究，縱有所悟，不能仗佛力往生西方。由未斷惑，不能仗自力了生脫死。汝要流通，我也不打破，汝自為之。我亦不為汝改削，亦不作序。汝印出來也不要送我，我也不肯為汝施送。」其人遂去。向大眾書局排印數千本，名《禪淨言行錄》。

大師評其偈謂：「其偈居半，似有道理，但宗旨混濫，亦可令無知之人種善根，亦可令真修淨土人棄信願。此種書，光不肯干預。」

（七）見《三編》卷四第一一０九頁《由上海回至靈巖開示法語》：「民國十七年，上海有一皈依弟子，請我到他家吃齋，便說他有個親眷，是學佛多年的女居士，學問亦很好，已有五十多歲了，可否叫她來談談。我說可以的。於是就叫她來。等到見面的時候，我就對她說：『年紀大了，趕快要念佛求生西方。』她答道：『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下劣了。』她又云：『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個清淨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此濁惡的世界？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這樣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實在是自誤誤人的。」

（八）見《紀念文集‧追慕原始要終之第一位》。

按：張曙蕉，女，名汝釗，字曙蕉（公元一九００——一九七０）。浙江慈溪人。皈依太虛法師後，賜法名聖慧。祝發為比丘尼後依根慧法師，賜法名曰本空，字又如，號弘量。出家前著有《綠天簃詩詞集》。

（九）見（八）。又，此函收入《三編》卷二第三一七頁《復張曙蕉居士書》。

（十）見（八）。

按：《三編》收大師復張曙蕉書共八通，張女士此紀念文中引錄二通。大師與張曙蕉只此一遭會晤，前後見面三次。據張氏此文所言，時間在「民國十七年夏」，而大師《復張曙蕉居士書四》中，開首即言：「君於民十六年見光時，光頗嘉其聰慧，而又能受人指斥，故光常冀君為浙地女界之善導。」大師人事紛繁，接引初機如曙蕉輩不勝之多，日久回憶，於時間上似有約略之處，而張女士則畢生拜謁大師僅此一遭，故於日期上記之似較確切。且據本年大師「復朱仲華書」中所云「六月仍歸山，七月下山則不歸矣，」可知是夏大師仍在普陀山。與張曙蕉會晤或其時歟？因從張文所記，載入本年條內。

（十一）見《三編》卷一第一五三頁。

（十二）見《三編》卷三第七五四頁。

（十三）見《三編》卷二第五二二頁。

（十四）見《三編》卷二第四三九頁。

（十五）見《三編》卷一第一五四頁。

（十六）見《三編》卷一第一四０頁。

（十七）見《三編》卷一第一四一頁。

（十八）見《續編》卷上第二０七頁。

（十九）見《續編》卷下第九頁。

（廿）見《續編》卷下第十一頁。

（廿一）見《續編》卷下第二十二頁。

《淨土輯要》，大師之皈依弟子、湖南劉陽潘慧純、邵慧圓居士編輯。共分三編，上編輯錄《增訂廣長舌》為初機入門；中編輯錄龍舒居士及歷代淨土宗法師切要之開示語錄；下篇輯錄念佛儀式及淨土日課經咒、回向文。

（廿二）見《續編》卷下第二十五頁。

（廿三）見《續編》卷下第七十四頁。《到光明之路》，大師之皈依弟子李圓淨居士編輯。述因果報應之善書。

（廿四）見《續編》卷下第九十五頁。

按：《閨範》四卷，明呂叔簡編輯。萬曆十八年庚寅（公元一五九一年）成書。近代李耆卿出資印行五百部流通，並祈印光法師為之作序。

（廿五）見《續編》卷下第一０九頁。

「眾生之心，與佛無二，其不能作佛、常作眾生者，以其自無慧力，不能覺悟，又無善知識為之開導，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業之根本。」

（廿六）見《三編》卷二第二七九頁。

按：大師復周伯遒居士函共二十通。此函後亦無年月日期，以函中「香港早已函電催促，明年正月當即前去」句，再參照《大師自述》中「民十七年，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往香港，離普陀，暫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擬去，以印書事未果。」等語，考定此信寫於本年。

（廿七）見《三編》卷一第十八頁。

按：印光大師對於自身個人力量，對於所處當時社會環境、局勢，皆有充分客觀現實之估量，故別具洞察事物事件本質之卓識遠見。此乃大師終其世弘法利生之特點，亦是其弘揚淨土念佛法門取得輝煌成果原因之一。因時制宜，契理契機，此之謂也。大師且舉南京法雲寺例，謂：「南京法雲寺，已募四萬八九千圓，擬先蓋大殿，光極力阻止，幸未蓋。若蓋成，則必被兵住。」凡不顧當時當地實際情形，一味謬以大興土木，募緣建築，自命為弘揚佛法者，皆應以大師此函為警策，逐字逐句領會其中意義，三復其旨，真佛子者，必幡然而悟矣。原函未署日期，今以信中自云「虛度六十八歲」諸語，定為本年所寫。

（廿八）見《永思集‧印光大師生西事實》。

復羅鴻濤居士書一（《三編》卷二第三九０頁）

復張曙蕉居士書一（《三編》卷二第三一七頁）

復張曙蕉居士書七（《三編》卷二第三二一頁）

妙峰法師，明代山西平陽人。名福登，姓續氏。天生異相，七歲失恃怙，為里人牧羊。十二歲投近寺僧出家。僧待之虐，逃之蒲阪。山陰王建見而奇之，修蘭若令其閉關，入關未久，即有悟處，作偈呈王，王取敝履割底寄之，登接得禮佛，以線係項，自此絕無一言矣。

復義通法師書一（《三編》卷一第十八頁）

公元一九二九年 己巳 民國十八年 六十九歲

離普陀山，在滬校印各書，急欲結束，及早歸隱。擬應廣東弟子黃筱偉等所邀赴香港。真達法師等以江浙佛地信眾尤多，一再堅留，遂辭香港之請，留之（一）。

正月燈下，復周智茂居士書一（二）。

二月初二，復師康居士書（三）。

五月初三，復焦易堂居士書（四）。

夏六月，作《慧濟居閱經室緣起》（五）。

夏，晤芝峰，大師予以教誨約一小時（六）。

季秋，作《樂慧靜優婆夷生西記》（七）。

十月廿三，復李少垣居士書（八）。

十一月十六，復某居士書（九）。

十二月初八，大師在滬世界佛教居士林作開示，時范古農作開示法語記錄（十）

胡兆煥居士由明道法師介紹皈依為弟子，大師勖以「致力教育，栽植青年，當如苦行頭陀，不辭勞瘁」（十一）。

作《介紹用三星素皂書》（十二）。

復陳慧和居士書（十三）。

復郝智熹居士書（十四）。

作《普門品講義序》（十五）。

作《歷史感應統記》序（十六）。

作《新編觀音靈感錄》序（十七）。

作《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並各殿堂寮舍疏》（十八）。

作《募修永年祈禱普利會疏》（十九）。

作《蓮宗正傳》跋（廿）。

作《地藏菩薩本跡靈錄》序（廿一）。

作《日誦經咒選錄》序（廿二）。

作《淨土問辯‧功過格合刊》序（廿三）。

作《覺後編》序（廿四）。

作《重印〈達生〉〈福幼〉兩編序》（廿五）。

作《重印〈環球名人德育寶鑒〉序》（廿六）。

作《放生殺生現報錄‧戒殺放生各文合編》序（廿七）。

作《五台碧山寺由廣濟茅蓬接法成就永為十方常住碑記》（廿八）。

（一）見《永思集》，「行業記」。

（二）見《三編》卷二第四五九頁。

按：此函雖短，然函義精闢，信中所云「今人體質單弱，不得妄效古人」；又如「佛法真益，要在至誠中得」等語，皆為重要開示。信中告誡一切修行之人，必須質直無偽，真實做去，方為實行。所謂「少實勝多虛，大巧不如拙」，當書之以為座右銘。

信後另附印光大師對《增廣文鈔》中戒煙藥方用之補充說明。鴉片煙者，吾國自清季至民國一大禍患也。近偶閱野史所載，謂張學良將軍早年亦曾染此嗜好，且已成癮癖，其後為強身報國，矢志戒之。不幸先遭日軍之欺，以瑪啡針詐稱戒毒針劑，毒癮轉深。及覺察時，受害已甚。後至上海，設宴請諸友好宣白戒毒決心，乃獨處靜室，質直做去，當甚癮發作之際，痛苦不堪勝言，至以首撞壁，流血滿面。幸恃張帥意志堅毅，體魄強健又且年青，數日後毒癮熾烈之勢減退，輾轉一月，加以調治，戒毒成功。夫張將軍者，人中之豪傑也。及其少時，猶不免受社會流弊所荼毒，戒除之際，艱危如此，況一般蕓蕓眾生，下根庸人，其能到此地步而決然自拔乎？吾在此不惜篇幅載述，絮絮以此事為例者，蓋可以管窺鴉片煙患在當時社會禍害之烈。由此可以映襯出大師施刊戒煙藥方，且一再諄諄說明之苦心，大慈大悲之菩薩心腸。印光老人雖身居海島，其洞察當時社會流弊一清二楚，而救苦救難、普濟眾生之大乘佛教精神於此相得益彰。

（三）見《三編》卷二第四六八頁。

按：大師於此函中介紹《壽康寶鑒》一書，對於青年養身修性重要意義，拳拳之心，慈母之愛耀然紙上。

（四）見《三編》卷一第一二０頁。

按：此函近代一難得之宗教家精闢政論文章也。大師於此文歷陳事實，指斥當時政府破壞佛教，意欲驅奪僧產的行為，實際違背了立國之本的三民主義。全文雄辯有力，文筆矯健，首尾呼應，始終針對民國政府的三民主義意旨而發，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信後一段附言，論及新時代之男女平權問題，直截了當指明「女人之權大於男子多難稱喻」；又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可算得「婦女頂半邊天」發源之論。

此函末但署月日，未寫明年代，今據其起首所云：「以三民主義互相號召，今已十有八年」句，考定為民國十八年，即公元一九二九年時所寫。

（五）見《三編》卷三第八０三頁。

（六）見《永思集‧紀念印光老人的老實話》。

（七）見《三編》卷三第八一七頁。

（八）見《三編》卷三第七０四頁。

（九）見《三編》卷三第七一八頁。

按：大師此函中，有三層深義值得仔細領會深思：一、謂人之成敗（關鍵）全在幼時。二、謂父母者兒女之模範也。其三、謂光宗耀祖，成家立業，只在能立志學好而已，豈有什麼難行難做處！法師屢屢指示：「家庭教育為改造社會，培植人才之根本途徑。」此項觀點、主張，大師終其世不厭其煩地為人提起。

（十）見《永思集‧我之紀念印光大師》：「十八年佛成道日，於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記錄大師開示。」「開示法語」全文見《三編》卷四第八七五頁。

（十一）見《永思集‧印光大師圓寂感語》。

（十二）見《續編》卷上第一二九頁。

（十三）見《續編》卷上第一七０頁。

（十四）見《三編》卷二第五三一頁。

按：此信中大師指出：「若是唯讀得幾種禪書，便學著弄機鋒，則其罪極重。」「譬如軍中口號，非營外人所得知。若順字面解機鋒，則如營外人妄意營中口號為某，便自混入，能不送命於當下乎？」此則譬喻，生動深刻之至。原函末後未署年月日期，今據其信中自云「虛度六十九年」而定為本年所寫。

（十五）見《續編》卷下第十三頁。

（十六）見《續編》卷下第二十三頁。

按：此書大師向魏梅蓀提議（見前注），後由聶雲台居士請許止淨居士編輯完成。乃歷史上因果報應故事之彙載也。

（十七）見《續編》卷下第二十九頁。

（十八）見《續編》卷下第二三八頁。

（十九）見《續編》卷下第二三九頁。

（廿）見《續編》卷下第二四三頁。

（廿一）見《續編》卷下第三十頁。

（廿二）見《續編》卷下第五十頁。

（廿三）見《續編》卷下第五十二頁。

（廿四）見《續編》卷下第五十三頁。

按：《覺後編》，前清隱士王克庵所編。選取諸書如《陰騭文》、《功過格》等及古今賢哲所著孝親敬長、持身涉世、改過遷善諸嘉言，輯為一編，共分十四門。

（廿五）見《續編》卷下第七十頁。

按：《達生編》中醫產科普及知識書。《福幼編》，中醫兒科、保健書。

（廿六）見《續編》卷下第七十八頁。

（廿七）見《續編》卷下第八十九頁。

按：《戒殺放生錄》，清代江慎修所編，將所見所聞之殺生、放生因果報應錄之成集。其族齋孫江易園為之排印出版於民十一年。大師所序。

（廿八）《續編》卷下第一六七頁。

按：佛界內向有剃度派寺院與十方叢林之分，剃度派寺院與寺廟創建及管理體制上，有其存在之歷史根源與社會基礎，然古今高僧大德無不以與樹，維護十方叢林為已之第一宏法大事。此文可並參閱大師《至廣慧和尚書》（《續編》上卷）、圓瑛法師「清涼芬芳普濟寺十方碑記」（圓瑛大師年譜）及沈去疾《上海普濟寺碑考》等。

復焦易堂居士書（嘉言錄『喻在家善信』）